| 文/陈亚梅
导语：他名头响亮，顶着艺术圈“四大金钢”之一的光环，他的“笑脸”已经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形象。他的作品被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文化中心、法国国家当代美术馆、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等艺术馆收藏。他的作品嘲笑自我，嘲笑现实，在拍卖市场上屡创价格新高。他作品中的“笑脸”形象和他本人的光头形象，就像他的名字岳敏君一样，三者合一成为了一种符号。
现实主义的顽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先生给岳敏君打上了“玩世现实主义”的标签，“玩世现实主义”是指以玩世不恭、嘲讽调侃的艺术风格表达对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的理解的一批艺术家的绘画。岳敏君的作品嘲笑自我、嘲笑社会，在自己的作品中释放自己，无拘无束，充分抒发自己的能量，宣泄情绪。
正是这些对真实情感进行宣泄的“玩世现实主义”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屡屡突破千万元大关，岳敏君本人也被媒体誉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金刚”之一。
岳敏君曾经在大海中的钻井平台工作过，当一个石油工人，也在石油学校里教过美术课。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去天津海洋国家石油公司工作。1983年转到河北炼油厂做电工的同时经常到工会画画。通常在连续工作20天之后，他能连着画20天。
85新潮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对岳敏君这代艺术家的影响自然是非常大的，那时举国上下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美术革命。对岳敏君的影响自然也是巨大的，他第一次在河北做了一个小型的展览。1989年2月，岳敏君听说中国美术馆将做一次现代艺术大展，所有北京最好的艺术家都会齐集一堂，他专门从河北乘车到北京观展，但却已经停展了（艺术家肖鲁用手枪向她个人的装置作品开火后，整个展览被关闭）。这个展览与随后的89**对岳敏君及其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说自己生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长在军人家庭的他从小一直有着被保护的感觉。但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那一年之后，岳敏君开始创作大笑男子系列油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岳敏君以自己的脸为原型创造出一种紧闭双眼，张嘴大笑的图式化的笑脸形象，这也是一种自嘲。岳敏君将这些笑脸不断复制，让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之中。先后大约创作了100多幅笑脸作品。这些作品也是岳敏君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价格最高的作品，大笑男子已经成为岳敏君的招牌主题了。
很多人喜欢模仿他的笑脸合影，但要做出那样的表情其实也并非易事，因为岳敏君的笑脸和人生一样，都是痛苦和喜悦交织，“每一天都是痛苦的，也都是开心的，人生不能够完全忘我的快乐，笑脸作品也是这样，又快乐又很紧张，而且很恐惧，他闭着眼睛不愿看这个世界。”
90年代末，岳敏君开始置换西方经典油画，将西方经典油画中的人物换成岳敏君所惯用的笑脸，画面的形式感也转化为岳式感觉，这种置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希阿岛的屠杀》曾拍出3168万港元，《处决》更是拍出了59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350万元）的高价。
当然除了做绘画作品，岳敏君也会进行雕塑的尝试，2008年他的大型群雕作品《迁徙》曾在上海双年展上展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是一群带有岳式笑脸的恐龙，这些体量巨大的恐龙所要表达的是：“恐龙回来了，如果能源再被浪费，我们人类也会和恐龙一样灭绝的，恐龙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当然做这些雕塑与展示空间有关系，展出的空间特别大，需要雕塑样的东西来控制整个空间。
岳敏君也做过装置的尝试，并为此在今日美术馆做过一个展览，那些装置作品是岳敏君假设3009年的“考古发现”。大多是我们今天所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但是，在这个艺术家所设定的未来之中，人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以及一些日常物品的功能做出很多的误读，有些误读在我们这些“古代的人们”看来甚至是极为可笑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些作品中想到很多。
陈亚梅：我看到你的工作室中有新创作的关于建筑空间的油画作品，这是你接下来创作的一个方向吗？
岳敏君：那些画是有一种空间的感受，但这不是我有意要追求的，他们是未来要做的展览的一部分。也许明年吧，明年在佩斯北京会做一个展览。我刚画了两张，以后还会有很多。
陈亚梅：你是准备要跳出大笑男子的表达方式吗？
岳敏君：不是不是，我不喜欢那种线性的狗熊掰棒子式的方式，这些因素都纠集在一起产生矛盾或者冲突，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找到更有价值的艺术。如果是线性的，一段时间画一个内容，这种描写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大家只是要看他生命的这条线，是一条直线或者是一条曲线，要看这个，我希望它能复杂起来。让它无法用那样一种方式来述说这个东西，也许能够改变分析和研究艺术的简单性。
陈亚梅：你的以大笑男子为画面主体的作品是第一个形成系列的作品，之前创作的作品只是一种不断的尝试，并没有形成系列，对吗？
岳敏君：对，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喜欢研究西方人是怎么看待艺术、看待生命的，对画面形式的探索比较多。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的艺术家逐渐摆脱无根的状态，开始从自身对世界的感知寻找一种价值。也许这些作品不是最好的，但是它们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对80年代以前的艺术的一个突破。
陈亚梅：80年代的“八九现代艺术大展”对你的影响很大，你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笑男子系列作品就是在这种转变后创作出来的吗？
岳敏君：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对所有人影响都很大，那时切身感觉到生命存在的荒谬，社会结构的存在状态，切身感觉到了那种真实。也许这种感受没有什么价值，不属于形式探索的范畴，也没有达到精神的高度，但是它的可贵之处就在这。
陈亚梅：我看见大笑男子作品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与你对生活的状态和对人生的感悟有什么关系吗？
岳敏君：是的，与我平常所思考的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
陈亚梅：这些背景有一些是比较理想化的，有一些是比较现实的。
岳敏君：这些背景并不是纯粹的现实，我将一些东西抽离出来，它是一种再现式的背景。比如，我当时想到一个红墙，我表达的也许只是一个红墙，并没有红墙上面的肌理，我只是想单纯地把这个意念给表现出来，所以画面的背景都变得很简单。
陈亚梅：上世纪90年代末，你将笑脸作品置换到西方古典油画作品中，这样做的灵感是什么呢？
岳敏君：我们这一代人的背后有几个背景，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背景，还有通过学习等而获知的西方资本主义背景；当然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背景都会对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影响。那么选择置换西方经典绘画作品，是我所受教育及所用油画作为表达方式的结果。这些绘画里面要表现的与原画的真实背景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借用了西方经典绘画的感觉，诉说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
陈亚梅：那么多西方古典油画作品，你如何进行选择？
岳敏君：我选择什么作品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很重要。比如，我画过《自由引导人民》，这幅画是反应自由与革命的，这种感觉与我心理上的感觉是贴切的，我觉得我的画面需要这方面的背景，所以我就对《自由引导人民》进行改造。
陈亚梅：去年的“艺术长沙”展，我发现，在展览中，你曾对《开国大典》等老油画的场面重新绘画，你好像很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经典油画，无论是对中国老油画场面的重塑还是对西方古典油画的改造。
岳敏君：“艺术长沙”展览上的作品中我是要揭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超现实性，所以展览上我还安排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些场景，我想将对老油画的改造和超现实主义绘画进行对比来阐释为何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超现实的甚至是乌托邦似的超理想主义结构。这种超理想主义是人类在自己的书斋里杜撰出的一种结构，不管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什么。那么这种杜撰出来的结构放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里，可能就会产生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会扼杀很多个体的生命力。其实他们对真实的世界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可能认为真正的世界是纯粹干净的，我觉得这是他们观察或者理解社会的一个片面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制造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结构。并将这种结构放到一个社会里，当然，我们听到这些结构的时候觉得很好，比如贫富没有什么差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状态生活，每个人的头脑都是干净纯洁的，生活得像神仙似的，没有丑恶的理想天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不能成立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也把社会生活中不好的东西看得过于片面了，但也许正是那些东西促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它是从一个非常恶的角度来进入社会的。所以，好的与坏的事情在社会上总该有一个比例的平衡。可能坏的东西占百分之一二十，好的东西占百分之八九十，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社会才能够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什么都好，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失去了一种人性的活力。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身就有一种罪恶在里面，中国的道家文化中的辩证法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个社会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是有好有坏的状态，所以我要揭示这个东西就有了这个展览中的作品。
陈亚梅：你觉得波普艺术对你的绘画有影响吗？
岳敏君：如果从波普艺术的精髓来看，实际上与社会主义文化没有什么冲突和抵触，波普艺术就是从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社会现实当中提取素材的，我觉得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质和要求差不多，只是西方的国家的波普艺术是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消费文化有关系，显现出的样式和情感可能不一样，所以在中国，评论家叫画社会主义所流行的东西的艺术为政治波普，这是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制度造成的。我从小接触的都是这些东西，宣传画，红光亮的人物等等，这些东西肯定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觉得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所以我也借用了一些方式和方法。
陈亚梅：我在媒体上看到你在接触一种新偶像，那这个“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岳敏君：新偶像是指一种相对于过去的形式，过去的偶像都是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它没有一个纯粹性，我觉得绘画能够达到这一点，我觉得通过画面不断地复制来产生一个偶像，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我揭示了偶像生成的秘密。每年都有人制造偶像出来。其实制造偶像不仅是简单的宣传，塑造这个偶像是为了来影响社会，让大家都像他一样，这样也许就可以很好地管理社会了。那么我的绘画里面的偶像也许是在讥讽社会，嘲笑自我。通过绘画将偶像塑造给每个人看，也许大家会感到“偶像”的真正意图，那么我们再看偶像的时候就会更清晰了。所以叫新偶像，本来为了反偶像最后成了一个偶像。
陈亚梅：你觉得传统文化对你的画面有影响吗？
岳敏君：“实际上任何当代艺术家都逃不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个不一定在画面上有所体现，但是传统文化对中国艺术家如何看待艺术、看待生命都会产生影响。
陈亚梅：从小到大对你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是谁？
岳敏君：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一个贯彻到底的精神导师，每一个老师在每个阶段可能会给你一个启示或者是一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老师会特别多，朋友也特别多。
陈亚梅：你的理想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你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的创作状态有怎样的改变？
岳敏君：创作状态和年龄和环境都有关系，比如20多岁的人都很激动，荷尔蒙都会膨胀，你做任何事情都充满激情，要不然觉得不过瘾，等到五六十岁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减弱的时候，你可能会回到人生的意义，精神化一些冷却了，不一样，和过去的热情会有一些距离，你可能越来越倾向一种更哲学化的一种感觉。
道教里面也说，年轻的时候可以什么都吃，可以玩，感受世界，四五十岁快老的时候就要修身养性了，不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生命状态弱化了，需要精神上的上升，用这种方法来肯定自己的人生。我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理解的。
采访手记：岳敏君人物素描 （文/水果）
至今，与岳敏君仅有为数不多的三次见面。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首都机场。我们一同前去参加艺术家杨千在苏州举办的个展。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他坐在一群陌生的人当中，我还是凭着多年媒体记者的直觉，火眼金睛地一眼认出距离我不远的那个人就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岳敏君。
当他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标志性地光头，穿一件米色系的中式盘扣上衣，他很“艺术”的着装风格让他与周边的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立即把他从一堆“俗人”中辨认出来，他的脸和他的作品中的“笑脸”一样让我记忆深刻。
自从做艺术编辑，我一直筹划着想约岳敏君做一个人物专访。没想到会在机场巧遇见他，我没有冒失地前去主动递交名片招呼他，而是暗自静静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那天，他和我一样是搭乘同一班飞机去参加杨千画展的嘉宾里最早到达机场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当同行的其他几位一线艺术家稀稀拉拉地到达机场，并肆无忌弹地笑谈闲聊陆续上机后，我看见他优雅的身影，提着简单的行李箱低调地独自上了飞机。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优雅、低调、从容、淡定、有修养。
他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在到达苏州的当晚，我在苏州一家茶馆喝完茶准备回宾馆休息的路上，遇见了他和著名策展人杨卫边走边聊天，其中“酒仙”杨卫还手拿一罐啤酒和他相谈正欢。见此情形，我当即做出决定，和他们继续找一个小饭馆喝酒聊天。
当时已经午夜十二点。我们坐在苏州街边的小摊上，吃着烤羊肉串、喝着雪花牌啤酒，聊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天。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午夜时分，丝毫不顾及淑女形象，穿着讲究的小礼服裙，化着精致的妆容，手拿啤酒瓶，坐在路边的街摊上，与男人们坐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喝酒，聊一些看似高雅听起来高深莫测的历史、文化、艺术、信仰的话题。
那个夜晚，我说过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清晰地记得岳敏君和杨卫说过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我回北京采访他打下了伏笔。这次和他在一起喝酒聊天，让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他在人前不装，不端着大艺术家的架子，即使在午夜喝了一瓶又一瓶的酒，思维依然清晰，句句皆学问。他总是一脸的亲和力，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他看上去有多平和，他的内力就修炼得有多深。
在杨千苏州的个展上，他是最著名的嘉宾。他的一言一行拿捏得极有分寸感，在同去的几位知名的一线艺术家里，他身为艺术圈的大人物，但他的气场给人的感觉恰到好处，既不给人觉得压迫感，也不让人觉得有距离感。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他位于宋庄的工作室。我带着摄影师前往他的工作室拍摄对他的独家专访。
他站在工作室门口迎接我们，穿着讲究，一件修身的黑色T恤配一条做工精良的牛仔裤，乍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至少要年轻十岁。这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穿着打扮大相径庭。这个小细节流露出了他对我们《时装男士》杂志的采访表现出了极大的在乎和重视。
采访他之前，我在网上Google他的名字，看到这样一则介绍：岳敏君，1962年出生于大庆油田，幼年随父母辗转于北京、山东等地。1985年考入河北师大艺术系，曾先后在天津、河北当石油工人和老师。1991年住进圆明园画家村。现居宋庄。
他的工作室位于宋庄，占地6、7亩的私人工作室，走进去，迎面就能看见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色彩艳丽、夸张地露齿大笑的卡通式的“笑脸”偶像。再深入，就能看到院子里的草坪、池塘、屋后的小篮球场。
我去过众多艺术家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装修得有多么高档奢华，装修程度甚至不如我采访过的其他一些艺术家那样阔绰，那些工作室奢侈的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作品价格根本不在一个段位上。他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建成工作室，别致的院子占用了很大的空间，院内植被茂密，深入其中让人蛮有感觉。
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可以看到他的油画、雕塑和装置作品外，桌子上还能看见他的书法作品。他说自己练书法的目的是为了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毕竟中国书法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书画同源，书法与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他想通过练字去感受中国艺术家是如何体会艺术的，体会他们心中艺术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创作有所帮助。
在他的桌子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用毛笔画的草稿，原来岳敏君在作画之前都会在纸上画一个草图做到心中有数，以前用铅笔、钢笔勾勒，现在因为在练书法，他索性就用毛笔勾勒。这些草图中包括他正在创作的关于建筑空间的绘画作品。
我在他偌大的工作室里，看到了那些笑得变形、笑得夸张、笑得莫名其妙的“笑脸系列”，那一张张大笑的面孔是他作品的符号。这些作品带给岳敏君的不仅仅是广为人知，更多的是生存状态的急速转变。
笑脸隐含着道家思想，笑是反省人生困境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内心的矛盾挣扎，因为笑是比释放愤怒或者压抑问题更为有效。
岳敏君在他2006年出版的画册《自我》中说：大笑的形象对我而言是一种保证，保证一切都会变好，就像佛教所承诺的来生完满。但现实并非如此，混乱而怪诞，很难让人有这样的信心。我决定用这个大笑的形象来提醒我圈子里的人，明天会更加美好。就像廟中的弥勒所做的那样。同时，这个形象也会同那些已经学会笑面人生的个人产生共鸣，因为他们已经明白，其他任何反映都是没有用的。
岳敏君认为这副笑脸和人生一样都是痛苦和喜悦交织。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每一天也都是开心的。
采访结束后，我又追问他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爱人会对你的创作状态有影响吗？ 他说：我比较拒绝别人对我的作品指手划脚，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把自己给搞乱了。所以可能也没有必要听任何人对作品的评论，只能按照自己的轨迹去走。那么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的个体的生命，我觉得是不完整的，否则回来，哟，我当时是为了听自己老婆的话拐向了另外一个防线，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这就是岳敏君身为大艺术家所具备的清醒而自知。我仗着与著名策展人杨卫的关系是很熟悉的哥儿们，而杨卫与岳敏君之间的关系比我跟他还熟悉，我就随着杨卫一同尊称岳敏君为“老岳”。
老岳其实一点也不老，六十年代生人，四十多岁的年龄，却有着三十岁年轻男子的面容，二十岁年轻男孩的身材，五十岁精品男人的气度，六十岁极品男人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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