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卫
要谈画家职业与知识分子身份的话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否则，谈来谈去也谈不到要点，甚至很容易变成一些套话。卡夫卡曾经说过：“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我把这句话转移到这里：不把一些基本概念弄明白，论何道德文章都落不到实处，而极容易变成空泛的说教与口号。就我个人而言，是比较讨厌说教与喊口号的。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话题，我也不想站出来呼吁什么。我想，与其站出来吆喝，还不如踏踏实实来进行梳理。因为也只有把知识分子的身份搞清楚了，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又将会到哪里去。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指的是一类人，一类有知识的人，这是字义上的理解。但事实上，作为知识分子又不仅仅只是具有知识就够了，算命先生也有不少知识，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旁门左道。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高于知识的道义承担，借用老康德的一句话，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社会正义感。
正义感应该是知识分子站立的一个中心，否则，再多知识也只会导致认识的膨胀与思维的混乱。古希腊哲人说的“理性”，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原则。这个原则里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全貌。当然，今天的知识分子其涵义可能要更加复杂一些。因为社会的复杂程度加大了，那么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今天的知识分子就不太可能像古希腊哲人那样坐而论道便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了，而更需要有一种社会性的参与，也就是说得在公共事物上发挥作用。
事实上，近代知识分子正是伴随着世俗社会的繁荣壮大而出现的。尽管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词汇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中世纪，但那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背景，恰恰是工业革命解放了中世纪的束缚，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对于自由人格的知识召唤。现在我们听得较多的某些词，诸如自由，诸如民主等等，就是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崛起而出现的。从这些词汇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就是近代知识分子不再是作为守持真理的哲人，而是将真理不断付诸于行动的知识传播者。
我很认同现代人把知识分子说成是社会的良心这么一说。因为有心才会有发现，有发现才会有拓展的道路。这其实也正是西方哲学一词的词根原义。
现在回过头来说画家，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使用画家这个称谓的。因为这个称谓所指的基本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涵义，并没有涉及到创造性的精神实质。所以，我更愿意用艺术家这个词。事实上，如果单纯说画家，是一个过去时的概念。西方中世纪的时候，画家是属于工匠的范畴，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精神内涵。那时的画家只是服务的机器，就如同我们今天的许多画家为意识形态服务一样，只不过那时的画家是为教皇统治服务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艺术史没有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说成是“文艺复兴”三位艺术大师，而只是把他们称之为三位艺术巨匠的原因了。因为就创造的实质而言，他们并没有彻底走出中世纪的教堂阴影;在艺术表现上他们更多注重的还是科学技术，而不是思想观念。
西方从印象派到现代艺术直至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正是近代知识分子所推出“自由”等概念在视觉革命上的一次次体现。这期间，画家的身份也开始了蜕变，即由原来单纯的技术身份转变成了今天的创造者身份。西方现在把从事视觉创作的工作者笼统称之为当代艺术家，体现了他们对这种创造性身份的一种价值认同。在这里，艺术家跟知识分子不再是两个身份，而是合二为一，成了一种完整的独立人格。
以上是我对西方知识分子及其画家职业的一个简单梳理，但如果我把这个话题拿到中国的背景来谈，问题就会复杂得多。首先，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许多文化概念乃至文化身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彻底打碎，然后再重新组建的过程。比如知识分子，中国古代既没有这样一种人格身份，也没有这样一个词。虽然，中国古代的“士”比较接近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古代士人信奉的“道”也基本等同于古代西方哲人崇尚的“理性”，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自我发展、延伸，直至觉醒的完整历史。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一词是“五四”前后从西方舶来的概念，甚至当时还不叫“知识分子”，而称“智识分子”，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这样一种独立人格其陌生的程度。“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的概念带有一些启蒙主义的色彩，但这种启蒙以科学主义为基本原则，从根本上又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思想。所以，当近代以来的中国艺术家抱着强国之梦向西方学习时，因为更多侧重的还是其科学的造型技术与手段，而不是其内在的人文精神，也就使得画家作为一种职业既远离了西方的知识分子背景，同时也抽离了中国古代的文人背景，变成了一种完全技术性的身份。这也是后来许多中国的画家们被意识形态架空一个原因。因为在这种技术身份的背后，没有一种精神价值的认同和独立品格的支撑。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渠道都是以“国、油、版、雕”来划分画家的不同技术身份，这种划分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也就是说，画家成了掌握不同工具类型的工匠，为的是给一个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造型。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剥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不重视技术。恰恰相反，我认为技术应该朝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拥有专业的武器来发挥人文的价值，并最终构成一种参与社会的批判性力量。
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处在一个知识重建的过程中。在我看来，重要的既不是如何要向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去学习，也不是要怎么样去继承自己的文人传统，而是要在这二者的基础上转换出一种独立的品格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种参与社会的力量，在各自的技术领域实现其人文的价值。至于画家是不是一定要成为知识分子，我倒觉得未必。人各有志，有的人要去罗马，而有的人更愿意去耶路撒冷，这是道的不同，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只想说，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画家已经不仅仅只是画家，除了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技能之外，在他们身上必然还会体现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我很喜欢曾经为“文艺复兴”撰写《当代史》的作者保罗·焦维奥说过的一句话：“抱着不确定的希望为了永恒的赞扬而延长自己的名声。”在我看来，这，既是知识分子一种精神务虚的人格，也是他们在精神务虚中对自我美德的一种现实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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