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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历史，距离我们并不远，反而容易被忽略，或者简单地认为，它大概只属于一些围墙之内的艺术院校，是它们校史的一部分。甚至，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重新审视与回忆，它们是否能够入史，也仍然是个悬念。今年，有两位当代艺术家，做着弥补空缺的努力———陈丹青在他的《退步集》里谈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师专、80年代的中央美院，朱叶青在《那年那天》里追溯了浙江美院的历史以及77、78级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作为艺术海归派的一分子，陈丹青近些年的角色更多以艺术的观察与思考者出现。他的《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都是一些文字很好、见解精到的艺术随笔，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退步集》，则是一部集评论、访谈、演讲、回忆录于一体的“杂”文集，是他回国五年见诸报刊杂志的文章的集成。以《退步集》命名，陈丹青在序言中解释，是源于一次与青年学子的座谈，一个学生递条子给他说：你这样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你会退步的。就书中一些访谈来看，也的确有那种愚蠢问题无聊答的意味，但整体来讲，依旧是他艺术思考的延续。所涉猎的主题兼及绘画、影像、艺术教育、城市建设等。虽然归国之后，吃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皇粮”，但陈丹青对中国艺术教育的批评却愈见尖锐。本书所附的《请辞报告》一文，更是痛陈艺术教育中的弊端。体例颇杂，魂儿并没散———就是在说常识与记忆。“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利，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约翰·伯格的话在他的书中被多次引用。而他的许多篇章，也都从这一起点开始，去慨叹当代的画家与传统的隔膜；论述美术馆之存在对于民族记忆的重要；他写到中央美院上世纪80年代的骄傲与劫难，也写到上世纪70年代包括陈逸飞在内的一大批沪上画界精英。这些声名因“文革”而起又以“文革”的枉然一空而被淡忘的名字，在他的文字的点染下，仿佛又恢复了当年的神采，而他们最后的风流云散又不得不让人感慨造化弄人。
“我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要紧的是恢复常识和记忆。”《退步集》中的这句话，也成为身为中国美院副教授的朱叶青的书中实践：在《那年那天》里，他用二十年前的一些肖像画往前回溯，追踪这些被画者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他们都是他77、78级的同学，都出自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学院。这本书的缘起也很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一批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赴敦煌写生，正好遇到中央美院大名鼎鼎的袁运生先生。借着摇曳的烛光，袁运生为这批年轻人画了肖像。时隔二十多年以后，朱叶青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大部分被画者，对于各自的昨天与今天做了随兴的勾勒。从书中可以看出，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成为声名赫赫的艺术家，像法国的黄永，有的成为成功的商人，有的还坐到了美国的监狱，也有的还在美国被枪杀。本书像一部充满闪回的电影，人物的出场与谈话都充满了人生一样不可预设的即兴意味。有的人物名下，只留下简短的一份简历。而有的，则是一篇比小说还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书中特别让人感触深刻的，是第一章“敦煌”中记述林凤眠、吴大羽、丁天缺的文字。这些奠定了浙江美院艺术风范的一代大家，他们的命运同样一波三折，让人颇能对应到陈丹青笔下中央美院与上海师专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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