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身份的自觉与区隔：后博物馆教育与文化政治
从博物馆到后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的清理和分析。事实上，我们今天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恰恰是空间向度上的后博物馆及其教育与文化政治问题。相对博物馆自身的形态演变，当代后博物馆本身要复杂得多。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博物馆的基本形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和运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更趋向于一个(精英)历史、一个(中心)文化的展示的话，那么，后博物馆则显得异常多元，其不仅消解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界，且在承认了少数族裔、边缘文化进入博物馆或建立自己博物馆的权利。如果说许多早期(传统)博物馆是为每一个人的，那么后博物馆似乎只为某一部分人。如国立女性博物馆或非美艺术博物馆、犹太博物馆、拉美艺术博物馆等，统称“部落”博物馆。几乎每个群体都有服务于自己的艺术博物馆。丹托在其论文“博物馆与饥渴的大众”中将其称为博物馆的“巴尔干化”现象。少数族裔争辩说，新的博物馆是需要的，因为“他们的”艺术家趣味和价值观没有在主流博物馆里得到表现，而休谟所谓的“有教养的人”的“趣味标准”只反映了狭隘的精英文化准则。在这里，博物馆不仅仅是反映文化身份，且还以此塑造文化身份。一个展品从一个社会制度下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意义是不同的。而其历史、认同及身份就是这样被自我区隔和不断被重构的。事实证明，博物馆就是如此深刻地在所有维度，从族裔群体到个体，激活各种身份和效忠。它们对于现代主义身份是如此不可或缺，无论是否联系到种族、阶级、性别或性别政治，今天已自然地假定，任何想象得到的身份都必须有其相应的和合适的(假定独一无二的)物化“审美”。
按照维埃尔的界定，后博物馆时代的博物馆更加强调的是其文化角色、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其更加看重的是博物馆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对话。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其基本形态及教育方式的区分。基于此，笔者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后博物馆，包括少数族裔博物馆、性别博物馆等;第二类是生成于第三世界(原殖民地)部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博物馆;第三类是介于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非殖民地域比如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如上文所言，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后博物馆，本身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有着内在的关联。这样一种情境决定了后博物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权力、历史、荣誉及审美的展示空间，而是一个民主的“文化场域”，在这里“它让各种形态以记忆的方式来呈现社会的变化和运动，它通过展示和凸显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有形和无形的标准而为未来导航”。作为排斥等级权威的乌托邦式的展览机构，后博物馆旨在构建以观众的选择、互动和乐趣为优先的灵活多变的社会空间。进而通过历史、审美或教育之旅创造自我与他者相遇的机会，让人们敏锐和开放性地重启意义。在这里，主体是弥散的，因此，教育与受教育都是自主自觉的。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一种主体弥散的反教育的教育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支配，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隐匿在大众的消费、狂欢及自我的迷失中。而且，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这一后博物馆教育模式业也成为一种典范，一方面在瓦解第三世界及其它国家博物馆教育之权力性支配模式，另一方面自身作为一种权力又潜在地形成了对他者的隐性支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兴起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博物馆，尽管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及教育途径形成对西方世界资本与文化扩张的抵抗，殊不知这样一种方式恰恰中了西方的圈套，因为这种抵抗和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本是后博物馆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其一方面在抵抗着后博物馆文化的扩张，但另一方面又潜在认同并以其作为抵抗他自身的途径及武器。马斯汀说：“在博物馆内，物品不再仅仅是物品，博物馆叙事构建了民族身份和使合群落合法化。”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回到博物馆自身，重建新的教育范式、自我认同及文化政治，即“引导他者对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自己的经验、信仰、知识、风景和风俗习惯、文化身份和文化创造等生成一种既参与又批判的眼光”，而不是盲从于后博物馆模式，以使这一群落合法化真正得以有效实践。比如古根海姆在全球的“麦当劳化”或“迪士尼化”，包括关于在台湾台中拟建古根海姆的争论就颇值得反思。有意思的是，台北诸多知识分子以抵抗全球化或后殖民批判的名义反对这一建筑计划，而台中本土人士则以推进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名义认同并支持这一计划。可见，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如“全球化/后殖民”或“世界性/民族性”二元对立那么简单，其中隐含着更为丰富、多歧的意涵和所指。
不同于西方，也迥异于曾经作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尽管没有现代博物馆的历史，但是与西方一样，也有着皇家收藏的传统。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933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开始纷纷兴建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和歌剧院等。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博物馆的大肆兴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体现，但是，其内在的性质及其差异自然地生成了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博物馆教育，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传统的博物馆教育依然是主导，特别是国立博物馆;另方面私人博物馆不仅没有形成气候，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稍具规模的私立博物馆不仅受控于资本与市场，且即便是旨在走向公共教育，也依然停留在传统模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事实上今天更多的博物馆，特别是私立博物馆表面接受了西方后博物馆教育模式，但实质上因缺乏基本的制度支撑和有效的运作实践，以至于这种教育模式非但失却了原本的体验和对话目的，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资本体制当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其已然成为一种用来遮蔽文化政治真相的外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简单地挪用西方博物馆和后博物馆教育模式都是值得警惕的——其中并不乏西方作为模式潜在地施行扩张的可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反思与重构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有效地刻画和建立我们自身的经验和模式。
毋庸置疑，以上这样一种区隔和划分并不能穷尽世界博物馆教育的所有形态和范式，但是作为主流其基本构成了当代博物馆教育的基本格局。看得出来，这里重要的不是博物馆教育基于时间维度上的历史之变，而是扎根于资本、地缘等文化政治问题的空间之争。
四、博物馆，现代性与古今之争
1934年，杜威说：“将美术与普通生活过程相结合的善意，是令人悲哀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因为它对生活的注解是，它是普通的生活。正是由于人们抱有生活通常是不完整、不健全、不完善甚至是负担沉重的观念，才会在普通生活过程和审美艺术创造与欣赏之间产生内在的对立。尽管‘精神’与‘物质’是分离的，并且彼此对立，但它们毕竟还是理想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条件。”窃以为，今日重读杜威这段话的意义恰恰是对后博物馆及其反教育的教育的自觉和反省。
然而，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博物馆之于现代艺术的权力关系，不仅表现在其对艺术品的收藏和展览成为艺术品价值认定的权威机制，从而在艺术品投资市场上实际起到了类似于权威证券分析报告之于股票市场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讲，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艺术品市场上享有认证权威，是因为博物馆正是为现代性奠立时间和历史概念基础的机制，而现代艺术之为一种艺术生产，正是现代性的时间、历史概念在艺术领域的表现。换句话说，博物馆正是规定着现代性之为现代性、现代艺术之为现代艺术的机构，所以，博物馆之于现代艺术的关系决不是像它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为艺术品收藏和展览提供服务的机构，而是决定何谓现代、何谓艺术的机构。”譬如数年前，台北故宫博物馆就做过一个调查，评选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国宝。结果是，专家评选的是西周散氏盘、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等，而观众投票的结果是翠玉白菜、龙形珮等。显然，在这样一个没有专家或人人都是专家的时代里，这一现象的确值得反省和警惕的。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教育还具有教导人怎么做一个有品味、有教养的人的可能的话，那么后博物馆教育则意在为人们提供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不过也不能否认这样的观看和认知本身就带有批判性眼光的可能。问题是，不论如何教人如何有品味、有教养，还是如何开启人重新历史和现实的视野，都在博物馆(包括后博物馆)这一现代性事件的范畴内。而一旦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其自然地被赋予了诸多现代性症候。因此，今日之问题不是博物馆与后博物馆之争问题，而是如何重启古今之争(古代与现代之争)，即如何重新反思和批判博物馆(包括后博物馆)及其教育本身的问题。需要赘明的是，反思与批判并非是否弃博物馆本身，而是通过反省和检讨如何展开其新的视野。这与其说是对博物馆教育的讨论，毋宁说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易言之，正是在对博物馆本身展开反思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须先对后博物馆及其反教育的教育展开反思。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认肯以其作为窗口重新开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视野及其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视野的开启不仅失却了原本博物馆教育的品质，而且还依然处在现代性框架之内，并未形成对现代性本身有效的反思。这事实上也意味着，即便是传统博物馆教育本身，也依然处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吊诡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通过反思和批判后博物馆现象，使得我们对现代性本身有所自觉。
反思现代性并非是为了否弃和拒绝现代性，相反，恰恰是为了重构现代性。列奥·施特劳斯重启古今之争也并非真是为了回到过去，尼采、海德格尔的沉思与实践已经证明，是回不到过去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回不过去，反而更应该去回。回的意义不是为了重返过去，相反，而是为了反省今天。这也意味着，解决身份区隔及其空间之争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是不再沉迷于这一既有的现实层面上，而是要重新回到其历史演变这一时间维度上。作为古今之争的开启者施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尤其尖锐攻击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大谈非西方文化的时髦即所谓“杂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认为这种“文化民主化”时髦其实根本就没有向非西方文化学习之心，而只是把美国流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或同性恋研究这类“政治正确的学术”输出到非西方国家，恰恰是一种“恩赐”心态，是一种“伪装的新帝国主义”和文化上的“美国和平队心态”。可见，布鲁姆所贬抑和攻击的对象中已经包括了我们所谓的博物馆教育和后博物馆教育。特别是后者，本身就是“政治正确”的产物。
当然，这样一个背景并不是意味着教育或博物馆教育本身不重要，相反，它恰恰很重要。而古今之争命题及其实践的落脚点也恰恰在教育。如果说博物馆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的话，那么博物馆教育事实上就是现代教育。因此，反思现代教育不是否弃教育，而是重构教育，重构现代教育，从而赋予现代教育以应然品质和价值基础。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卢梭《爱弥尔》，中心问题都是教育。柏拉图说：“教育在其最高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教育即政治哲学。而卢梭对柏拉图的抵抗也已证明教育无疑是控制生活方式的惟一有效而正当的途径。易言之，今日以柏拉图对抗卢梭，并非是重返柏拉图时代，而是反省和重建卢梭时代。同样，以前博物馆教育对抗博物馆教育(包括后博物馆教育)，并不是否弃博物馆而重返前博物馆教育时代，而是为了检讨和再造博物馆和后博物馆的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