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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书人，一些出身名门，条件优越者，可以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而一些枯落无靠者，则要想方设法为自己正名，往往寻章摘句，不惜编造谎言，一不留神，就和古今名人发生了关系，或是王羲之、颜真卿的某某代嫡系子孙，或是齐白石、林散之的入室关门弟子，或是苏东坡、黄山谷的隔世亲戚。孰真孰假?不得而知。如果是出于续修家谱之需要，争取些许体面，从而追本溯源，从卷轶浩繁的历史尘封的古纸堆中觅得个中消息，即便经不起周详的考证，只要多少有些根据，倒也无可厚非。但那些完全出于攀龙附凤的无稽之谈，只能说明攀附者的毫无自信。要知道，真正的有志有为之士是无须依仗祖宗和先辈保驾护航的。历史上曾经的那些风云人物，他们的出身其实都是很卑微的。
而时下书坛所热衷的“名人制造热”，也是政绩工程的一种体现。大到一个省一个市，小到一个团体一个学院，为了打造政绩以据此或邀功请赏或雄霸一方进而“问鼎中原”，有自己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自然再好不过，如果没有，就需要人为树立一个标杆和典型。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能够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可以最大限度获得各种便利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已经树立起来和尚未树立起来的“领军人物”(诸如主席院长、博导硕导等等)，都会有大批的追随者，追随者多为其门人弟子和既得利益者以及未来利益期待者。“领军人物”们几乎等同于他们各自手中的股票，炒得越热越好。于是乎，各种夸誉赞美的歌功颂德之词铺天盖地，各种实惠好处也会随之接踵而来。牛吹得越大，好处越多。这种人为制造名家大师的行为在利益的驱动下，有如一列失去制动的火车，横冲直撞，不到车毁人亡，绝难罢休。
时下社会，腐败无孔不入。曾几何时，学术腐败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将他人学术研究成果据为己有，此类行径与盗窃何异?一些人看上去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然其内心却极其卑鄙龌龊。凭借不良手段，拥有了诸多称号头衔，人们看到的只是其身上罩着的耀眼光环，即便心知肚明，也难得糊涂。因为任何一个可以胆大妄为或权势熏天者，都是不好得罪的。而送上一顶廉价的“帽子”，则很有可能得到意外的收获。即便不曾有明显的收获，至少也不会受到来自对方的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威胁。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但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所有成员，既是利益共同体，但也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小利益群体。他们之间是既互相合作又互相争夺的错综复杂关系。伴随着利益分配的变化，这种关系也就会发生明显或是微妙的变化。这一点，我们无需怀疑，仅仅从大大小小的书协换届之前后过程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书法协会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从群众文化团体向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演变，已经和本质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书法协会是书法协会，书法是书法;书协会员是书协会员，书法家是书法家，两者之间或许多少有些联系，但绝对不是必然联系。两者之间不可等量齐观。
社会也是一个大舞台，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社会大舞台当中的一个“戏子”，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也在看戏，在看戏的同时也在演戏。既是演员，又当观众。只不过，有的人，演技既已糟糕，看戏又不懂戏，稀里糊涂之中，人生就已经落下帷幕……而真正的通达之士，他们不仅“演”得精彩，看得入神，“说”得也很通透。在看似若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中，就表达出了人生真味。他们绝不会在意自己生前到底是否是“名家”、“大师”，他们所看重的只是自身对人类社会是否有益?贡献几何?就像启功先生那样，一直以“中学生”自居，也像季羡林先生那样，临终之前，一定要把自己认为不合适的帽子从头上坚决摘掉……但他们的学识和人品垂范后世，彪炳千秋。故，笔者在卒文之际，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假如把当今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名家”、“大师”的耀眼光环全部摘去，那他们究竟还能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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