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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华印书馆
我饿着肚皮，等着报销，就到重庆市中心去玩，和我们故宫文物处境截然不同的是，战时的重庆已是陪都，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各路机关、学校、工厂、有权、有势、有钱的都云集重庆，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但这巨大的反差，也使我一扫身上押运文物的没落霉气。
巧遇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陈啟均先生，他当时年事已高，撤到重庆后，任京华印书馆分厂厂长。听得我是一口北京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便主动请我吃饭。京华印书馆是王毓英先生开办的，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称三大出版商，况且京华印书馆兼并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负责民国货币印制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文件、单据的印刷。在重庆就集中了十六个分厂，经昆明在河内设有办事处，采购油墨物资。陈先生了解了我押运文物的经历，把我介绍给董事长王毓英先生，王先生听说我是故宫学珂罗版印刷的，就说：“我没有珂罗版印刷，但我手下要有这方面的人才。”说也凑巧，京华印书馆襄理沈云峰先生和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先生是亲戚。沈兼士的弟弟沈尹默是故宫古物馆的专门委员，正在重庆任国民党监察委员，是京华印书馆的座上客。他们一致要我到京华印书馆协助沈云峰工作，沈尹默先生还赠送给我他的墨宝，工资待遇是银元一百，另加奖金，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颇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去海棠溪办事处辞掉了故宫押运员的工作，这件事在故宫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工资除去马院长和徐森玉副院长，比那先生、朱家济(馀清)、吴玉璋都高，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其中像朱家济先生是古物馆三等科员，写得一手好字，祖辈都是满清重臣。由此，大家都不甘心在故宫工作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还不如我这个青年技工的待遇。此后朱家济辞职去了国民政府粮食部门；牛德明也辞职了，到重庆公共汽车票务科任科长；吴凤陪是和我一同入职故宫印刷所的，找到我，要我介绍他到京华印书馆工作，我帮他安置在了中央印制厂。但吴凤陪出来后并不顺利，1943年他下班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幸好他有准备，身上总备着一根金条(他家境很好，家中独子)，抓他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收到金条后，脱了军装，和吴凤陪一起逃掉了。这可给他吓坏了，走投无路，又硬着头皮去求故宫博物院，正好又赶上一些人辞职，故宫的人手太少，便又重新收留了他。听了他的遭遇，我心里也很害怕，就回故宫开了一张伤残证明，以防万一。抗战胜利后，吴凤陪随文物回到南京，全国解放前夕，又随文物去了台湾。
京华印书馆坐落在重庆最繁华的精神堡垒纪念碑(解放碑)附近的打铜街上，是重庆的银行街，不长的街上集中了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川康银行。沈云峰先生追随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了各种业务学习班，沈先生介绍我参加章乃器主讲的财会金融班，由于我写得一手好字，财政部官员的名片和活动请柬都请我手写，京华印书馆由于承印钞票，国民党财政部派有驻场的监察员，他在财政部力推我的书法。沈云峰的哥哥沈孝春是交通银行副总经理，就在我们印书馆的对门，抗战时，空袭警报一响，我们就到交通银行的地下金库躲避，在当时人口极为膨胀的重庆很是让人羡慕。
战时重庆的资金很是紧张，有钱从银行里提不出现金，很让董事长王毓英为发工资着急。这时故宫博物院的老同事牛德明帮上了忙，他已是重庆公共汽车的票务科长，每天都要收取大量现金，我拿公司的支票到他那里兑换现金，拿到大批现金后，牛德明让我坐公共汽车上一个特殊的位子，只要往这个坐位上一坐，任何小偷、特务、青红帮都不敢动一根毫毛。这件工作使我在董事长面前很有面子，故宫的老同事每星期都去牛德明家聚餐，他有一个儿子叫牛晨。牛德明还将社会名流黄和骧送给他的一对贵州扁箫转送给我，上面刻有“德明兄雅玩”，这也是古物南迁的见证。
1946年抗战胜利，我用我一个月的奖金玖拾叁元，正好买一张北京飞往重庆的飞机票，接我父亲来重庆参加我的婚礼，当时坐飞机的都是国民党接收大员。这件事更触动了故宫的同仁们，郑世文也辞职了，解放后他在北碚税务局工作。他的离职可以说是对故宫的一个损失。
全国解放后，马衡院长回到了北京；梁伯华先生的大儿子梁匡忠也回到了北京；那志梁先生、吴玉章、梁伯华、吴凤陪去了台湾；朱家济落在了浙江。吴瀛、徐森玉去了上海；郑世文、牛德明和我落户重庆。
1952年京华印书馆迁京，我终于回到北京，少小离家老大回。我首先回故宫看望了老前辈，见到了石鼓，不由得想起我失去的手指。我对古物南迁也是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我青少年出生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北平，青壮年生活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抗战时工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全国解放后又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这一切都是托故宫文物的福，保佑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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