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的台前幕后

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用一幅画牵出一段情：元朝画家黄公望的画作《富春山居图》一半放在浙江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在历史大背景下关于悲欢离合、世事沧桑的故事。从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到1949年初第三批文物运到台湾前，这两个故宫的文物共同在一起的时间有24年的历史，后来文物分三批南迁又是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溃败的国民党政权先后分三次运走了2900余箱文物、档案到台湾。两岸故宫文物至此已分别60年。而文物南迁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初，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推出的“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把两岸故宫的文化交流再度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2010年11月18日，记者前往采访郑欣淼院长时，他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他的办公室，是故宫神武门西侧两排平房中的两间屋，那青砖灰瓦的平房过去应是宫廷侍卫一类的居所。作为故宫的守护人，郑欣淼讲述了“重走文物南迁路”背后的故事。

破冰之旅

至今，郑欣淼已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担任了8年的院长。

2009年3月，郑欣淼前往台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见面，首次实现了历史上两个故宫高层的正式互访，并达成了包括“建立展览交流机制”等在内的9项共识。这次互访，被很多媒体称作是“两岸故宫的破冰之旅”。从那时开始，郑欣淼就在琢磨着如何加深两个故宫间的文物及学术上的交流。郑欣淼认为，两岸故宫的文物只有合起来研究才是完整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一脉相承的祖先文化的尊重。两个故宫本是一家嘛。这些年，因为历史遗留的原因，彼此的交往也是逐步深入进行的。2008年就是一个重要的拐点。

郑欣淼经常会回忆起2008年年末的那件事。当时，台北故宫计划举办一个雍正展，但策划者在策展选件的过程中觉得少了雍正的肖像画、行乐图、朝服像等(它们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感到非常遗憾，于是就考虑是否可以向北京故宫借展。2009年年初，他们试探着向北京故宫提出这一要求，北京故宫表示同意。面对北京故宫的诚意，台北故宫提议，能否把原本的借展办成双方联展?之后的2009年10月7日，郑欣淼院长和台北故宫周功鑫院长以“两岸故宫”名义，一起为展览图册作序、开幕致词、摁下揭幕启动按钮、接受媒体访问……

就在两岸故宫的交流有了非常好的开端时，郑欣淼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来源于四川乐山安谷乡一个叫王连生的农民，他在当地租了一块地，建了一个纪念馆。抗战期间，在四川的安谷乡，有一批故宫南迁文物存放在这里7年之久。这是三批西迁文物中存放最多的一个地方，共放了九千多箱，除了故宫的文物，还有代管的国子监、颐和园的文物。抗战胜利后，1945年，国民政府为感谢民众对国宝的保护，颁赠了题有“功侔鲁壁”四个字的匾作为褒奖。当年7个存放点，每处有一块匾。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匾已不好找了，王连生找来剩下的几个零星的字拼凑到一起，并征集到与当年文物存放有关的资料，办起了“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史料陈列馆”，还建起了纪念碑。这事引起了专业人士的关注，包括郑欣淼。

郑欣淼在会上对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说：“这些年我们忘了一件大事，我们的前人为了保护国宝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在战时超过百万件珍宝通过陆路、水路辗转一万公里，保存基本完整，实在是个奇迹。对故宫国宝的保护，当时的政府、军队、民众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全民抗战的体现，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要弘扬先辈的精神。” 他说：“当我们津津乐道故宫现有150万件(套)藏品时，却不得不提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正是这次文物大迁移，才使得大量文物避免了战火破坏，这也直接导致了‘一宫两院’的隔海相望。两个博物院的一批元老级人物，都曾是国宝搬运中相濡以沫的同事和战友，曾有过深厚的情谊，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关头，个人的作用是微弱的，故宫同仁的去和留的决择中，道路不同，信念却相同，那就是‘和文物在一起’。”

如何纪念老一辈的故宫人，如何进一步探索与认识这一壮举的价值和意义?郑欣淼认为应该组织“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活动。

2010年正值抗战胜利65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郑欣淼提出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台北故宫的响应。台北故宫还建议在“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前面加上“温故知新”。仅从两个故宫提出的字面上的意义上来看，两岸故宫人对南迁路的人和事都怀有很深的情感。就这样，台北故宫派出10个人，北京故宫派出16个人，于2010年6月4日至18日先后寻访了37个故宫南迁的文物存放点。

故人重逢

两岸故宫人分别从北京和台北起飞，同一天到达南京，如老朋友相见，温暖而快乐。南京是文物南迁的第一站，自然也是他们重走的第一站。

在南京的朝天宫保存库，原本从不对外开放的库房也因为特例对考察团一行人开放了。这次有了意外的收获。他们看见在库房的中部，摆放着几排当年文物南迁时所使用的木箱子，透过木板间的缝隙，依稀可见包裹过文物的旧报纸及稻草等填充物。文物箱上贴满了封条。从封条上的时间来看，文物每从一个地点的起运、卸运、库存，均有细致的点验查封。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有着一颗爱护国宝的心。

郑欣淼见到了老朋友庄灵，他是“南迁”的后人，也是台北故宫派来的成员之一。这位已72岁的岛内著名摄影家见证了文物南迁的历史。

庄灵的父亲庄严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也是第一批故宫南迁国宝的押运者和负责人。从1934年开始，庄严就带着家眷与同仁们一起护送故宫文物南行。1938年，当这批文物迁至贵州时，庄灵出生了，随后庄灵与60余箱故宫文物一起一路南行，最后抵达台湾。而这也成为庄灵人生一段宝贵的经历，庄灵与故宫文物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庄灵就曾给郑欣淼讲过这样一段经历：“贵州安顺和那里的华严洞成为我童年最早的记忆。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到华严洞去玩。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取出来，在广场上摊开晾晒，我们就在一旁好奇地观看。”

从南京到贵阳，考察团一行人的飞行时间不过两小时的路程，而在当年故宫文物南迁之旅中却是历经曲折，异常艰险。1937年，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当年故宫南迁文物中挑选出的精品从英国展览归国后，仍旧放置在特制的铁皮箱中，从南京经水路运往汉口，转到长沙，直驱桂林，直到1938年1月运抵贵阳。首批八十余箱最终被迁移到地处贵州安顺县的华严洞储存，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四十米高的华严洞，由于地形隐蔽，有数千平方米的大型洞厅，当年被选作理想的藏宝之地。据悉，这批秘藏洞中6年的国宝中有唐寅的《山路松声》、马和之的《闲忙图》等，如今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如今，山洞入口已变成新的佛堂，金碧辉煌，甚至遮蔽了原来的样子。站在华严洞旁，郑欣淼感慨万千。这地方在几十年前更加偏僻和荒凉，庄灵的父辈及故宫守护者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未来华严洞之前，郑欣淼就已对这里充满感情。2007年，庄灵就和郑欣淼通过几次信，了解北京故宫1950年代初期从香港买回“三希”的《中秋帖》《伯远帖》的详细情形，他们两人还互赠过自己的作品。他们第一次见面则是2009年10月，郑欣淼去台北时，有一天，庄灵来到酒店房间找郑欣淼，他带了故宫文物南迁时的很多照片和资料来，说要捐给北京故宫，其中有一幅长卷，是故宫一位姓袁的同仁抗战胜利后凭记忆所画的一幅华严洞的图，其后是包括马衡在内的二十多位文化名人的题跋，郑欣淼看了之后很感动，也觉得很重要，便对庄灵说：“庄先生，我觉得您不要急于给北京故宫捐献，您对这些题跋的作者比较熟悉，可否根据每件题跋写一篇介绍文字，由北京故宫《紫禁城》杂志刊登出来，等你写完后再谈捐献的事。”庄灵先生年龄大了，平时不太愿意动笔写，可郑欣淼这么一说，他也觉得很好，于是写了好几篇，已陆续发表在《紫禁城》杂志上了。其中有一篇专门写华严洞的，郑欣淼认认真真看了。郑欣淼说，他们一行人中，庄灵的年龄最大，但他却从始至终保持对这些南迁之地的感情和激情，这一点，让他很感动。

珍贵片段

郑欣淼说，重走故宫南迁路，重新考证了那段历史，并发现了过去史料中未提及的珍贵片断。

比如在华严洞，当年的国宝在这里一放就是6年，其间还参加过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在史料中却是一笔带过，“实际在今天重新考证这段历史，可以感受到即使在战乱时期，战火丝毫没有泯灭人们对国宝的热情。特别是在贵阳举办的文物大展期间，观众纷至沓来，不少人把能够看到国宝当作一件幸事。尽管这是国宝南迁中颠沛流离的插曲，但如同当时民众的一种说法，如果不是由于文物南迁避寇，许多人可能永远无缘这些国宝。同时，与国宝相遇的经历甚至可能影响了有些人的一生。”南迁文物还在战时的重庆展出。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展览的宣传册子里有观众须知，其中一条是“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这些都令郑欣淼一行十分感慨。

在重庆，6月是酷热难耐的日子。白发苍苍的当地博物馆管理人员胡长建，在一条泥泞的小道上步履蹒跚地带路，身后跟着一队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他们朝着重庆郊区的一片竹林走去。胡长建说，当年故宫的大量珍宝，曾经储藏在那片竹林所在的位置。当年这里搭建了几个大木棚，用来安放珍宝。超过百万件的北京紫禁城珍宝，曾“屈尊”在这里。它们中有精美的书画珍品、美玉、奇瓷，都是世间珍宝，价值连城。曾经，胡长建只发现了3个藏宝洞穴，但他坚信还有一个，最后，沿着一条铁轨爬上一座山，考察团终于发现了第4个储藏洞。

在上海，考察团还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租界打的收租金的条，当年故宫人租用租界的房屋用于放置文物。

重走文物南迁路，不仅重温了共同的历史，也加深了两岸故宫同仁之间的了解。郑欣淼深有体会地说：“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正在被人们所认识，两岸故宫人也更体会今天所典守的国宝的分量与价值，更感到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两岸交流、祖国统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活动结束后，郑欣淼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他觉得，从整体来考虑南迁的历史文化价值，应该把当年存放文物的地方列为文物单位保护起来，因为故宫文物南迁路沿线的环境变化很快，有一些类似华严洞的遗迹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目前，他们正在积极地与相关单位协商做这方面的工作。

“重走南迁路”，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了关于文物的归属问题。关于两个故宫的文物是否应统一放在一处，两个故宫的人在一起时都避免触及文物所有权的问题。庄灵曾多次说过，他的父亲庄严有一个遗愿。众所周知，乾隆时期三希堂的三宝：《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和《伯远帖》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庄灵说，他的父亲就曾亲自撰文讲述《我与三希帖的一段缘》，并希望它们早日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