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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当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特别偏重写实油画，对这种审美取向作何评价?
范迪安：当下的社会审美对写实性艺术趋之若鹜，对此我是比较担忧的。中国的艺术创作已经步入一个多样、丰富的时期，但我们的社会审美总体上并没有跟上，显得滞后、狭窄。我想，人们之所以愿意欣赏艺术，是需要从艺术的创新和探索中去感受创造性的价值，获得人生探索的启发与动力。艺术的发展总是要跟随时代的变迁呈现出更多创造的锋芒，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古典的、印象派的、唯美的艺术欣赏上，而要打开我们欣赏的视界，提倡社会审美的丰富性。我也注意到，年青一代对影视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乃至文学艺术的欣赏相对而言视野比较宽阔，也趋于个性化，但对美术的欣赏个性化仍然不足。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的美术欣赏还停留在印象派时代，这就显得单一了。很希望大众对不同的艺术样式能多一点理解、欣赏和接纳，能够去领会表现型的、意象型的、抽象型的，乃至综合型的艺术样态。
广州日报：这跟我们的美术教育是否直接相关?
范迪安：这跟我们审美教育中的美术教育普及程度不够有关，可能也跟美术欣赏要懂得一些造型语言、造型方式等基础知识，难度比较大有关。就油画而言，要对艺术史上古典形态、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有较深入了解，尤其要能做沉浸式的欣赏，才能深入地体会作品的意蕴。在这方面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水平还显得不够。
当下艺术批评的责任感有待加强
广州日报：有人尖锐地谈到，当代艺术批评不够独立，某种程度上患有集体失语症，甚至可谓是权贵资本的“坐台”。您如何评价当代的艺术批评?
范迪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艺术创作呈现出日益多元的态势，这是中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种格局下，如何发挥艺术批评的作用，在纷繁的艺术现象中推动健康的艺术价值取向，批评家担负着学术的责任和公共文化的责任。我一直强调艺术家创作是属于艺术家自己的工作，但策划成展览后就变成了一个公共文化产品，策展人如何从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形成展览自身的学术价值，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进一步加强。当资本介入艺术之后，更需要策展人能够坚持学术的理念，在个性化的策划中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文化价值。现在有些展览策划过分原生态，从艺术的创作生产到成为公共文化产品之间，缺乏学术的判断与过滤。
广州日报：当代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之间，您认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您是否认同当下的艺术批评敏锐性和责任感是比较缺失的?
范迪安：艺术批评有两个作用：首先，批评家是发现者，他通过对艺术创作现象的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共性的主题，由此进行归纳、梳理和推进;批评家也是言说者，他在解析艺术现象时带有自己的个性视角，尤其带有自己的学术立场。某种程度上批评家是艺术创作和社会接受之间的桥梁，他通过自己对艺术现象的分析和表述使得艺术作品上升到公共认知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工作，也是一种创作。我们需要提升艺术批评的敏锐性，加强艺术批评的学术责任感和公共文化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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