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品鉴定的乱象缘于整个流通环节处于一种失控的状况，那么，要改变这个问题，真正做到中国艺术品的流传有序，唯一的办法就是立足于艺术品的源头，也就是艺术家。从离开创作者的那一刻起，艺术品若能进入到一个流传有序的系统，那艺术品从它出生起就要有“印记”。
记者：您认为遏制艺术品鉴定行业乱象，迫切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朱文轶：艺术品鉴定的乱象缘于整个流通环节处于一种失控的状况，那么，要改变这个问题，真正做到中国艺术品的流传有序，唯一的办法就是立足于艺术品的源头，也就是艺术家。从离开创作者的那一刻起，艺术品若能进入到一个流传有序的系统，那艺术品从它出生起就要有“印记”，通俗来讲就是“通行证”或者是“身份证”。
印记怎么来？显然，艺术家本人的确认首先就应该是“身份证”的构成部分之一，其次，是对艺术品技术的备案、采样的备案。这些都是“身份证”信息的内容。
我觉得当下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的交易方能承担这件事情。当然目前很多市场交易方在做这方面工作，比如画廊、拍卖行。但是，画廊作为交易者，本身显然是利益参与方，它可以去鉴定，但它的鉴定别人以后会认可吗？这类证书只是发生在当时那个时间段的鉴定，当买家拿回证书，离开了这个时间段，经过几次流转之后，别人还会认可吗？另外，如果艺术品本身都能作伪的话，证书不也是可以作伪的吗？
所以我认为，在艺术品鉴定的问题上，需要由政府介入，不是说直接介入进来，而是制定规则，然后由相应的第三方来具体运作，比如银行的艺术品抵押，由第三方建立艺术品数据库等。目前，艺术品鉴定管理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相应政策还未出台，但我相信雅昌起到的也是一个第三方平台的作用。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雅昌只对在世艺术家的现有作品进行鉴定，基本不会考虑对古董进行鉴定。这是否缘于难易程度的考量？
朱文轶：这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古董的鉴定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不是技术难度的问题，因为古董这个体系就更加是一个政府工程了。在过去，我们并没有建立这样的体系，只是依赖“鉴定”。而过去的鉴定是一门经验学科，尽管扮演的是体系中的一个小角色或者说小部分，但它所承载的意义太大了。因为鉴定环节过后即为估值的环节，估值的大小又与鉴定结果密切相关。所以在过去，人们便将所有寄托放在某几个人的身上。那谁能承担？一定是见多识广、口碑好、学术专业上被认可、也有很多实操经验的人承担。然而，这批人代代相传后也已经出现了断裂，所以没有人敢说能承担古董鉴定者的角色，这也使得鉴定权高度分散，没有人能真正说了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让现在的问题成为新的历史，不能让历史去重演。但这真不是雅昌孤军奋战就能做成的。
记者：北京批复试点单位之后，有人很关心这些单位权威性的问题，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专家独大的情况。您怎么看？
朱文轶：我不知道其他的试点单位怎么做的。在我看来，第一，文化部传达的整体精神是“政府来定规范，企业来执行”，这应该也是未来国家的一个具体精神，即“小政府大社会”；同时，这方面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也许五家试点单位的模式都不一样，那么政府会根据实践的情况再来进行下一步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之前的很多评论都是比较片面的，没有了解整体情况。政府也是很慎重的，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次调研，包括详细了解了企业的数据库。在认真调研工作的前提下最后才确认。但确认并不是说政府指定只能去雅昌，不是这个逻辑。
记者：刚刚您也谈到了艺术品数据库的问题。有专家认为国外艺术品真伪鉴定对艺术品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原因在于国外的艺术品数据库制度较为完善。那此类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
朱文轶：以欧洲为例，近几百年里，欧洲没有经历过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的暴力革命，所以整个艺术品流传的体系非常清晰，流转记录也很清晰。同时，在核心的艺术品背后都有很多艺术品基金、家族基金会的支持，也成立了美术馆制度，美术馆背后又有基金会，每个基金会都能在艺术品的流转体系里扮演重要角色，而它的所谓身份证系统是很清晰的。值得一提的是，画廊在运作时自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标准。
这些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那就没有可比性。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这一方面仍然处于草莽阶段。“草莽阶段”就是所谓的强势逻辑，谁能出钱，谁就能建立话语权，谁出的钱多，谁的话语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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