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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中国的现代艺术刚开始,而我比较幸运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5-22 16:38:36 |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倾听——蔡国强如是说

蔡国强坐在我对面,也笑了。

他瘦高,狭长的脸型更增加了他的高度,一对随和的眯眼轻松愉悦地望着我,友善,亲切。我喜欢他的处世姿态,本色待人,一点儿也不端着,是几斤几两就出示几斤几两,不吹大泡泡也不自我萎缩。一时,我觉得和他早就很熟稔了似的,所以也很放松地对他说:“我以前不喜欢先锋艺术,原因是我觉得很多年轻艺术家不是出于艺术本心,而带着表演的成分,他们的艺术是虚假的,做作,说服不了我。但这回看了你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一些观念。”

他温和地一笑:“中国的现代艺术刚开始。我也是试着从个人做起,而我比较幸运。”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父亲是一家书店的经理,喜欢书画、古籍。在父亲的熏陶下,蔡小学时就读了大量古书,受影响最大的是《史记》;初中时又赶上“文革”后期出版的那批内部“白皮书”,基本是外国现代派小说,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推销员之死》、《等待戈多》等等。“那时我就理解到了两点:一是知道了人类的痛苦啊、希望啊等等是共同性的东西,都是有血有肉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二是对一件事物的描述,可以有多种表现方法,比如除了我们熟悉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还可以有别的……”

我觉得这一席话对我的采访很重要——文学功底和文化功底,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以视为试金石。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有些年轻“先锋”并不先锋?无他,就在于他们没有厚实的文化底蕴,创造不出优秀作品,又想暴得名利,就“剑走偏锋”,企图弄出一些个惊世骇俗的“先锋艺术”以迅速抵达。

另外,理论素养也很重要。蔡国强是经过高考,1981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经过4年专业训练,又苦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受益匪浅的,还有上戏老师的“另类”教学,学生们经常被训练把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歌转换成空间形式表达出来,这给蔡打开了抽象、逻辑、形式、方法、多边和逆向思维等的天堂之门。后来,他用故乡的鞭炮(火药)打底,糅合进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前卫元素,经纬相交,蹚出了他的火药爆破艺术之路。再后来,他又留学日本,比较参照,他山攻玉,陆续做出了焰火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寻找地球和外星球对话的艺术,以及许多看似无艺术、无法命名和无法归类的艺术等等。2001年,蔡国强为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策划了多媒体大型景观焰火艺术晚会,首创中国政府把官方外交活动与当代艺术相结合的范例。

他的每件作品都实践着他的艺术理念:“艺术就是要解放自己,自由自在地创造,从而影响世界。”“艺术家的才气在于他的诚实、诚恳,做自己能做的事,不依从别人的方法循规蹈矩。”同时,“艺术要让人民理解,用朴实的方法引起他们的共鸣。”

过去我们往往以为,先锋艺术家们是只关注艺术形式本身,而不大关注社会政治经济人文思想等“经国大业”的一群。蔡国强不,他认为艺术家的标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面对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背景,应保持一种真诚的开放和自由的心态。作品应该与当代的问题有互动性。”吴红虹说蔡“最喜欢政治,每天要看报,有时坐在那里一看就一两个小时。对国际关系,对国内的新闻大事,都很看重。”

当然,蔡国强又非常强调“作品的形式语言应对艺术史和美术本体有所贡献。假如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就只是一个泛社会问题,不会成为艺术问题。”他说,“我们不要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很不国际、很不现代,而非要去找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所谓的国际性是什么?其艺术形式有吗?任何文化的国家化都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上,而追求艺术的现代性,达到语言的共享,才能确立国际对话的位置。”

重新上路——好运

像他随意的为人一样,蔡国强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低调。每当他做成一件使人震惊不已的作品,批评家们挖空心思地进行哲学和文化的深度解读时,他自己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做这些是因为好玩。做这些事不容易被别人当作艺术,越不容易成为艺术的东西,我越想去做。”

这是小男孩的赤子之心?还是避免木秀于林?抑或是艺术之路难于上青天,说话做事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

我知道,文学和艺术有一个规律是相同的,即开始进入很容易,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后面一定会经历“人生得意须尽欢”——“随手拈来皆文章”——“枯坐焦对庭前雨”——“无限风光在险峰”几个阶段,越往后面路越难走。故在蔡国强现在的高度上,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身问题。

当我跟蔡国强谈起创新问题时,大出意料的是,蔡依然很散淡地说:“要自然而然,不要操之过急。”

他看到我一点儿也不掩饰的惊愕表情,微笑了,补充说:“中国文化给我的一个大影响是态度,是‘无法是法’。起初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感受人生的变化同时也诚实地接受创作上的变化,努力把握这变化的魅力,现在我依然保持这态度。艺术不在于哪种最好,而在于恰到好处,不要故意做。你在发展,中国文化也在发展,世界也一直在发展变化。”

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展览的题目:“《我想要相信》,有点犹抱琵琶,欲言又止。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你想要相信什么呢?”

他还是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说:“还没有相信。同时,这也是一个双关语:一、整理自己作品的思想。对看不见的世界的兴趣,对宇宙、超自然能力的好奇,对人类未来的想象,我相信有好的存在,但现在还没有;二、开了一个窗口,留下一个空间,让观众自己消化这个问题。总之,这个题目很适合我的展览。艺术不光是呼吁,还要告诉后人这个时代是人们的摇摆、求索。”

就这一席话,预示着蔡国强还能走很远。

在本文完稿时,从比尔堡传来好消息:《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开展首月,就打破了该馆3年来的参观人数纪录。让我们为他祝福——好运!

本报记者 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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