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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艺术馆默默地在亚运村立足已近20年，最近，这家艺术馆又收获了从未有过的人气。自徐悲鸿艺术大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展以来，超过10万人来这里参观，观众最多时，蜿蜒的队伍甚至延伸到了艺术馆对面的过街天桥。但即便如此，恐怕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它的创建者就是以画驴而闻名天下的艺术家黄胄。为了表达对艺术大师的深切怀念，本报专访到黄胄的夫人郑闻慧，她为我们讲述了黄胄鲜为人知的身份。
黄胄
(1925～1997年)，河北省蠡县人。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黄胄”是他上学时为自己起的笔名。因为在一次体育比赛中,黄胄班级获得一面体育比赛的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胄”，其意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黄帝和炎帝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后代。黄胄便取其中“黄胄”二字为笔名，并首先用在为鲁迅《示众》一文所作的插图上，后一直沿用了下来，有时也署“梁黄胄”。黄胄曾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炎黄艺术馆第一任理事长兼馆长，是一位承载着中外盛誉的艺术家。黄胄擅长中国人物画和动物画，尤以画新疆人物和驴著称。他的代表作有《洪荒风雪》《载歌行》《百驴图》《叼羊图》《牧马图》《草原逐戏图》《草原八月》《松鹰图》等。
社会活动家黄胄
人们常说，梁黄胄不仅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初，黄胄与画家李可染、蔡若虹、华君武等共同创建了中国画研究院。那时，黄胄刚从新疆采风回来，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打算建立中国画研究院，需要一个既能干又肯干的人，因而选定了黄胄。但黄胄认为自己当时太年轻，便推荐了李可染当院长，他来管理日常工作。
中国画研究院筹建之初，找了很多地方，后来选定的办公地点离紫竹院不远。那时，好多单位都瞄上了这块宝地。黄胄立即拟好文件，自己为手续奔波，当其他单位还在盘算这块地时，中国画研究院的征地手续已经办完了。黄胄的活动能力也是从那时开始就体现出来了。
在当时，黄胄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影响力非常大。他一心一意要建成一座比较现代化的绘画艺术最高学府，曾多方面征求画家们的意见，并听取建筑界人士的看法。可以这样说，黄胄是逢人就大谈自己的设想。那段时间，他无暇顾及画画，只想着他的“中国画研究院”。为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开幕，黄胄亲自到安徽泾县定了一批宣纸，其中不少是用桑皮代替檀皮做的，为的就是提高画家的绘画效果，有的纸还印上了“中国画研究院成立纪念”的纹样。现在看来，这批纸不仅有实用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这种做法在那时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我记得，黄胄还把李可染先生及自己的画做成墨，他做的墨叫“伏枥堂”墨，取其老骥伏枥之意，以便作为在研究院正式成立时赠送友人的宝贵礼品。
在中国画研究院动工后，黄胄也是忙前顾后，就连和装修工程队一块钱一块钱地往下侃价，他都乐此不疲。不过，黄胄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即便在这样忙乱的情况下，只要他在家里待上一会儿，就可以坐下来画一两幅小品或者写一两张书法。
黄胄自幼爱好绘画。他曾告诉我，他上学时喜欢在书本上涂画，写大仿时常常中途辍笔，画起戏中人。就连给父亲写信，他也要画上几个小人。黄胄还为我讲过，他在上中学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有一次，他只用了一个晚上便以漫画形式为学校画出了用于一个展览的全部作品。这也可见黄胄画得多么快，多么灵光。
其实，1943年，黄胄拜著名画家赵望云为师时，赵先生说他已经画得很好了。名师教的学生能超过名师的，少之又少，黄胄却是其中之一——他受过赵先生的直接影响，后来却仍能独立门户，在画史上的地位也似乎更高，可以说这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
1981年11月1日，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但黄胄的工作却遇到了阻力。文化部当时每年给中国画研究院的经费只有十来万元，一部分用于租藻鉴堂，还要交给北京市服务局12万元，剩下来的钱才能给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发工资。文化部明确中国画研究院是所谓的补差单位，换句话说，不够的经费只能让他们“自筹”。所谓“自筹”，便是“卖画”，或以黄胄等人的画换回物品，这个筹钱的担子也就落到了黄胄身上。于是，他四处奔走，精打细算。
后来，我听院里的工作人员讲，有人说黄胄不像一个画家，倒像一个商人。还有人写匿名信。黄胄为建中国画研究院付出那么多汗水，但收到的却是委屈和眼泪，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了中国画研究院。但黄胄心里还是想着要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后来他便有了建立炎黄艺术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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