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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还是被署名
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之后第6天，作为该案第一被告的范迪安在“人民网”上公开发表《关于黄以明状告本人“剽窃”其文章一事的声明》，认为全球特产网“胡乱编造，盗他人之文安本人之名”，但“并非本人所为，并与本人毫无关系”。
在这份将近1500字的声明中，范迪安称其在萧长正作品展时确曾写过一篇短文作为展览前言，此外并未写过有关萧长正的文章，更没有向中华特产网、全球特产网投过任何稿件，且将其得知此事后与黄以明沟通澄清事实的过程一并作了描述。
黄以明一方却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黄以明的代理律师、北京律师协会著作权专业委员会主任葛小鹰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开脱的话谁都会说，那怎么不署别人的名，偏偏就是他(范迪安)？”
范迪安的声明发出之后，舆论遂成三派之势，一派开始声讨身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剽窃抄袭的不端，司马南在其微博上就说“馆长也会抄袭”“自由撰稿人的水平超过馆长”；一派强烈质疑黄以明借此事炒作，斥其为无赖，同情范馆长无故受诬陷；另一派则站在中间，把整个事件和双方都评说一遍。
“口水仗没有意义，到时候看证据说话吧。”葛小鹰在电话那头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据他透露，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之后，因此案第二被告萧长正是台湾地区人，属于法律规定的涉台案件，目前已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初步定于4月13日开庭审理。
《法治周末》记者按照全球特产网上提供的联系方式致电过去时，居然是空号。中华特产网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网站刊登的文章一般都是转载，原来怎么署名他们就怎么登。但当《法治周末》记者问及网站刊登《〈我的森林〉与自然精神》一文的具体情况时，网站工作人员表示因初到网站并不知情，网站负责人也不在。
《法治周末》记者也试图联系身处漩涡中心的范迪安馆长了解事情真相，但每次致电中国美术馆，工作人员均称范馆长在开会。截至本报发稿之时，也没有收到中国美术馆方面对采访函的回复。
范迪安在“人民网”声明的最后，称黄以明把网站的过错视为他的过错，是“‘莫须有’的指控”。
李顺德研究员指出，不是不存在被署名的可能，现实中被署名、尤其是名人被别人故意栽赃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但证明文章“被署名”的责任在被告。“文章公开发表了，上面就署了你的名字，别人有理由怀疑你是剽窃抄袭者。”
李顺德同时也表示，就此案件情况来看，如果真的存在被署名的情况，范迪安完全可以请求法院调查，或者向法院申请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比如查发文IP，真相很容易大白于天下，至少在技术上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是否缘于“潜规则”
原告黄以明言之凿凿，被告范迪安馆长大呼冤枉甚至不惜高调声明，加之舆论对双方的指责，令这一案件真相扑朔迷离。
《当代艺术》杂志主编、大连现代美术馆学术总监程美信却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美术界的署名‘潜规则’才是真相所在”。
程美信在其博文《范迪安“剽窃案”的罗门生现象》中称，以范迪安的专业修养和理论功底，其直接剽窃黄以明文章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领导官员与学术名家一向只挂名不做事……除了人情世故外，为钱‘授名售名’也是常有的事”。
程美信进一步分析指出，范迪安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和2006年萧长正作品展策展人的双重身份，意味着萧长正可能正是整个剽窃案的“潜在关键人物”。“遵照中国美术界的‘潜规则’，萧长正是付出实际代价并拥有合法使用‘范迪安’的署名权，至少在他这次拥有策展人的评论文字。”
巧合的是，黄以明也一直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整个案件的核心人物是“萧长正”。据黄以明称，他与萧长正私交甚笃，萧长正曾在其作品集中全文收录《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并且“萧长正是惟一拥有我这篇文章全文的人(记者注：《艺术新闻》发表该文时有删节)”。
据黄以明称，事发后他一直给萧长正打电话试图了解事情真相，但3年未果。
程美信除了对案件真相作了大胆猜测外，还在博文中透露，“身为美术馆馆长出面给在本馆里做个人展览的艺术家当策展人，这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存在滥用职权的嫌疑”，并进一步指出“范迪安涉及授(售)名的学术不端同时还有‘职权腐败’的行政责任”。
在博文的最后，程美信说，当事人在剽窃事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受益者，“真正遭到践踏的却是社会的制度、公众的情感、学术的尊严、艺术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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