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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艺术文献来说，正如前文所述，记录的不是任何成形作品的“制作过程”。而是文献变成了艺术唯一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形式，一段持续时间，一种历史的生产。因此，艺术文献通过显示有生命的东西如何在叙述中被人造的东西取代，人造之物如何借助叙事获得生命，从而描绘了生命政治的领域。下面我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文献的策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莫斯科艺术团体“集体行动小组”(Collective Action Group)在莫斯科之外组织了一系列行为表演活动，大部分由艺术家Andrey Monastyrsky策划，参加者只有小组成员和少数受邀嘉宾。更多人需要通过文本、照片等记录文献才能了解此次活动。记录文本并未对行为本身做太多描述，而是把重点放在参加者的体验、思考和情感上——结果，这些文本具备了一种强烈的叙事、文学特质。当时，带有高度极少主义色彩的行为表演在一块白雪覆盖的场地上进行，白色的地面令人想起俄国前卫艺术的标志——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绘画(Suprematist paintings)。但与此同时，在马列维奇看来代表了大胆的“非具象”艺术以及与所有自然属性、所有叙事决裂的白色背景放到这里，意义发生了彻底改变。将至上主义的“人造”白色背景等同于俄罗斯大雪的“自然”场面让马列维奇的“非具象”艺术回归生活——具体操作手法是利用叙事文本为至少主义的白色添加另一条谱系线索。马列维奇的绘画因此失去了作为独立艺术作品的属性，转而被重新诠释为在俄罗斯雪景中对一种生活体验的记录。
这种对俄国前卫艺术的重新诠释在同时期另一位莫斯科艺术家Francisco Infante的作品中体现得更加直接。他在题为《致敬》(Dedication)的行为作品里，也把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绘画构图中的其中之一铺在雪地上，同样用白雪代替了原来的白色背景。艺术家赋予马列维奇的绘画以一种虚构的“生活”谱系，原来的绘画由此走出艺术史，进入生活——就像《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一样。这种生活谱系的附加以及此后艺术作品向生活记录的转变打开了一个空间，令各种其他谱系能够被人以同等方式发现或发明，其中不少从历史角度看颇具可信度：例如，我们还可以把至上主义绘画的白色背景解读为被各种官僚、技术或艺术文献用作背景的白纸。这样一来，文献的背景也可以是白雪——如此，叙述题写的游戏就能不断延伸扩大。
这种叙述题写的戏剧在Sophie Calle的装置《盲人》(Les Aveugles)中再度上演。1986年，艺术家记录了她对盲人进行的一次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她让一些天生失明的人描述他们心目中的美。其中几条回复提到了具象艺术作品，这些盲人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听说的那些真实可见的作品。艺术家在她的装置中将盲人的描述与所描述作品的复制品放到一起。在1991年的作品《失明的颜色》里，Sophie Calle请盲人描述他们“看到”的作品，再将答案写在纸板上，然后由艺术家把这些文本添加到马列维奇、伊夫 克莱因、格哈德 里希特、皮耶罗曼佐尼、阿德 莱因哈特的单色画上。在这些呈现为社会学实验结果的艺术文献中，Sophie Calle成功地用一种动人的手法为过去的艺术品植入了另一条谱系线索，这些艺术品不仅包括传统的具象绘画，还包括通常被人认为是人造、抽象和独立的现代主义绘画。她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让这些作品直面两种生活方式：观看的生活方式与盲人的生活方式。此处，艺术再度被转换为被记录下来的生活。但这样做使得人们不再将生活视为能够或应该被复制模仿的可见的外部世界。当然，对于盲人来说，这个可见的外部世界从头至尾就是一种叙述。生命的概念再度获得了更加明确的生命政治含义——它不再与生命中的事物有关，而是与生命的存在方式有关，因而不能被绘画描摹，只能被绘画记录。
最后，我们再看看Carsten Holler的行为作品《Baudouin/Boudewijn实验：一次有关反常的大规模、非宿命论实验》。该行为于2001年在布鲁塞尔的原子能塔(Atomium)内进行。一群人被关在原子能塔内，在与外界联系完全切断的情况下度过整整一天。Holler经常参与将前卫建筑的抽象、“极简”空间转化为体验场所的实践——从另一个角度用文献记录的方式把艺术变为生活。此处他选了一处代表着某个乌托邦梦想，又不会让人立刻想到室内环境的地点。但首先，这件作品暗指了类似“Big Brother”这样的商业电视真人秀，此类节目中，一群人被迫在一个封闭空间内共同度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节目就以拍摄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为内容。两相对比，商业电视记录和艺术文献记录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正是因为电视节目的图像如此流畅，让人忍不住怀疑整个场景都受到操控，并不断想知道在这些图像背后，“真实”生活所在的空间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相反，Holler的行为并不是展示对象，而只是记录对象——具体来说，是通过参与者的叙述让我们清楚地了解看不到的一切。在这里，生活变成某种被讲述和记录但无法被展示或呈现的东西。这一点赋予了纪录文献一种直接的视觉呈现无法达到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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