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的目的是请别人参与思考
记者：我注意到你也非常注重采访，这会不会和你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当代艺术有关系?
巫鸿：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前几年出版的《徐冰：烟草计划》比较接近，也是由很多的访谈和材料组成，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一下子就扑到最后的结论，而是把结论以前的底子打得仔细和结实一点，争取能够把问题展开，把材料尽量细致的摆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我觉得艺术和劳动的关系，当代艺术家的定位，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作品不是完全自己动手的，那么作者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想研究深入的话就需要做深层的调查。需要详细了解艺术家本人的想法，也要了解他的创作过程的实际情况。这种研究方法的强处在于资料性，还有一点就是约请别人一道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因此也就会有很多的访谈，访谈就是向艺术家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带有很强的收集素材的性质。作为一名史学家和批评家，我在这种工作中会尽量把自己的看法往后推一推，不要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话放在前面，这样我就能把写书、做研究的目的和素材积累结合起来，为日后从中找出更有学理性的东西做了铺垫。
记者：你的个案研究牵涉面非常广，比如对张洹工作室的研究，就涉及作品版权的问题，艺术家与艺术商人的关系以及工作室的管理，美术史研究者应该怎样在其中找到自己合适的角色?
巫鸿：他的工作室有点类似于一个小社会，有很多不同职责的人，涉及工种、艺术种类也很多。我的调查研究其实是从这个角度进入，以此来考察中国当代美术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比如工作室的资源，它和社会的关系等等。张洹工作室出来的作品，会进入国际美术展览或艺术品市场，张洹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是从美国回来建立这个工作室的，他为什么会回来?艺术家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做这个工作室的?我觉得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现在的美术，已经不仅是好看与否的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经济利益、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应该尽量把它看得复杂一点会比较好。
记者：工作室的企业化，会给艺术创作以及艺术批评带来怎样的影响?
巫鸿：张洹工作室发展成为一个品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成为品牌后，它的艺术性就会被削弱。因为真正的艺术品是不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甚至摄影作品也只能做三五张，需要受到数量的限制。油画基本上都是一件。这与品牌性的大规模生产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一些当代艺术品的创作确实需要有很多人参与才能完成，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变为机械式的大规模生产。那么，艺术生产和品牌生产的不同点在哪?怎么衡量?怎么定位?我觉得这都是重要的艺术理论问题。目前，工作室的企业化趋向的确存在，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因为顺着这条路会更加鼓励艺术品的商业价值。如果艺术家迫于市场、画廊的压力进行大规模生产，超过了一定限度的话就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名誉和市场价值。艺术家和市场之间实际上是在互相调节的，尽管里面会有一定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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