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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致富光荣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8-04-25 10:25:46 | 文章来源: 雅昌艺术网

  第一节:调查中国当代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危机问题:钱

  毫无疑问地,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注1)近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市场。在过去五年左右,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业已剧烈地火热起来,大约在12个月的时间里,价格就变成两倍、叁倍,甚至更多,一般认为市场行情还将出现一波上涨才会稳定下来。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这种市场革命?还有这些戏剧性的改变如何影响艺术创作?

  背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自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结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便处于一种快速进展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艺术市场的规模很小,只是把水墨画卖给外国人以换取外汇;自毛泽东死后(1976年)至1980年代,这个极小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主要取决于到访或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或是其它的中国相关人士;接着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代理中国艺术家的画廊开始在海外出现,香港的汉雅轩是其中的佼佼者,成功地推销「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画家;到了1990年代后期,有数位外籍人士在中国开设画廊(位于北京的艺术文件仓库、四合苑画廊与红门画廊,以及位于上海的香格纳画廊),运用不同方式来规避外国人拥有营利艺术事业的限制,例如四合苑画廊就是利用餐厅执照在营业,它们的顾客主要仍是外国人。

  中国的两大拍卖行「中国嘉德」与「北京翰海」分别于1993与1994年开业,皆着重于历史文物,数年前,国内贸易局与文物事业管理局合营的中国嘉德转而拍卖当代艺术作品。过去叁年来,外国拍卖行已在中国设立办公室,而且在香港拍卖中国当代艺术,成绩斐然。

  自2000年以来,外国人与中国人拥有的为数众多的画廊在中国开业,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数十家,而且每个月都在增加,对于艺术作品的需求量极为惊人。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都被一扫而空:他们创作的每样东西会立刻被卖掉,而且还有其它有待完成的作品订单。注意到这种迅速增加的需求,中国人自己终于开始收藏,而更增添这股市场动力。一般而言,他们的收藏仅限于可流通的资产,他们过去专注在古代绘画、瓷器和家具方面,现在则看到当代艺术的价值。

  10年前或12年前,几乎所有着名的艺术家只能勉强餬口,而现在对于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车子和房地产成了最热门的话题。由于他们能够以艺术品换取现金,明显地对于创作品质或数量都已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像是已经有着名艺术家雇用「捉刀」(代笔)画家来帮他们做大量工作,不过并未公开承认这种做法(由于他们不承认这一点,此处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不过这种做法是众所周知的)。其它人则可能增加已售罄的摄影作品版次,画廊更是在未经艺术家同意下便重新冲印售罄的照片。顶尖的雕塑家与画家(曾梵志、张晓刚等)之中,有的为了主动满足高升的需求量,或是在画廊渴望囤积较廉价作品的指示下,绘制版画,有时这并未涉及额外的创作努力,像是利用成功画作制作的石版画。王广义2002年的作品《新可口可乐》就是利用其十年前的知名画作《大批判——可口可乐》所创作的199版次的石版画。在北京的大旧货市场「潘家园」就可以找到极低价的仿品,还有类似高档艺术家作品的画作,它们的销售方式就跟假的劳力士手表和古驰(Gucci)包一样。比这高一个档次的就是第叁层级的艺术家,他们制作的画作令人立刻联想到销售成绩最佳的艺术家作品,例如摩根(Morgan)的画作中有些看起来就很像方力钧的作品。这类情况引发的结果从「有趣」(潘家园的复制品)、「巧妙」(有些版画不错)到「违法」,不一而足。

  就正面影响来说,有些艺术家由于收入带来的安全感而得以进行新尝试,并更认真地思考其志业的方向。有些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数量较少,他们会用心的让作品加入一些着名的收藏行列之中,像是雕塑家展望就限定卖给私人收藏家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剩下的部分必须是公共收藏。

  我们发现这种种状况与反应,证明市场力量造成了一定的改变。而当前极端的市场动力也提供了一个调查市场刺激因素的特别机会。

  目前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研究很少,亚德里安.洛伊(Adrian Lloyd)的硕士论文《中国前卫市场》(Chinese Avant-Garde Market)略述了主要的问题,伊恩.罗伯森(Iain Robertson)的博士论文《脱颖而出的中国新兴艺术市场,1989至1999年》(The Emerging Art Markets of Greater China, 1989–99)则写于现今市场的戏剧性变化之前。若想要严肃的调查当代艺术市场,以及它影响艺术作品的方式,时机已经成熟。

  第二节: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联:艺术家的表现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跟回应邓小平新经济政策而迅速扩张的后文化大革命消费经济很类似(他应该说过:「致富光荣」)。这种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改变,业已反映在艺术上。自邓小平时代初期开始,新出现的消费者与奢侈品便已反映在艺术方面,不过一开始没有人意识到艺术本身是种奢侈的品项,因为它的货币价值太低了,例如悬挂着的可口可乐罐,便成为蔡立雄与刘一菱1986年展览的一部分,藉以表现出对于奢侈品的迷恋──就年轻艺术家的收入而言,不仅昂贵,而且只能用外汇券(FEC)来购买──当时其市场性要比这件艺术作品高出许多,可乐罐经常出现在1980年代的实验艺术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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