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库艺术社区
什么是艺术区
“艺术区的形成往往跟具体的人有关系，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状态的艺术聚集区，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所不同。”艺术家叶永青说道。
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丽江的冬天显得温暖惬意，作为 “第二届丽江COART亚洲青年艺术现场”的艺术顾问，刚刚得闲的叶永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二十几年来，这位人称“叶帅”的著名艺术家，从创办中国最早的艺术自营空间“上河会馆”到开创昆明乃至全国第一个艺术区——创库艺术社区(又称上河车间)，他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历就像是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而他对艺术区概念的理解和贡献，也成为很多艺术区开发者们最好的参照。
在中国，艺术家群落或称艺术聚落，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艺术东村，都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家聚集区。在那个艺术的理想主义时代，艺术聚落以艺术村的形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独立艺术家、职业艺术家。一些当时被称为“盲流”艺术家和有着文化理想和现实困境的年轻人，流浪到此，聚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聚集。
“这样的地方其实几乎没有公共性，就是艺术家一个因为生存需要所形成的社区，基本上是一种生产和生活在一起的空间。但是生活质量是非常低的，基本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聚集区。”叶永青评价当时的情形时说。
叶永青把艺术区定义为跟城市有关，跟日常生活有关的艺术聚集区。他认为，艺术区最大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艺术区会延长城市或者社区的开放时间。“艺术区一般有一种公众可以参与的模式，除了艺术家个人的工作室以外，一般会有一些机构和文化的设施，同时也会提供跟艺术和创意有关的、和商业消费有关的场所，这些场所就延长了这个社区甚至这个城市的营业时间，甚至提供了这个时间某种和以往的夜生活所不同的夜间生活。”
1990年代以后，上海苏州河也逐渐形成了以艺术家和设计师工作室聚集为特征的艺术区。尽管，当时的苏州河“艺术仓库区”被称为“中国的左岸”，但在叶永青看来，缺乏公共艺术设施、艺术机构以及艺术推广活动这些软硬件条件，这样的艺术聚落并不能称为艺术区，而只能是一个艺术村。“艺术村的价值十分有限。艺术村的资源和价值都是有边界的，或者是有局限性的，不会永远生效。”
当年打造昆明的创库“上河车间”的时候，叶永青就已经意识到，艺术区应当有独特的社会功用。“全世界的艺术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除了艺术家有自己活动和就业的空间，也有为这个城市提供一些文化活动和公共场所的功能。”
让艺术回到生活
“艺术家是艺术区的魂。”叶永青说，“但是艺术家是有缺陷的，因为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个体，艺术家除了创作的作品被展示的时候，是没有公共性可言的，艺术家只管自己的事情。”
1997年，叶永青来到昆明开始筹备上河会馆。这个中国最早的艺术家自营空间和此后的创库“上河车间”，为昆明这座文化相对欠发达的城市，创造了第一个向社会开放的当代艺术区域。然而，2004年，随着他的离开，创库的艺术家也渐渐结束了聚集。
如今，中国的艺术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打造规模化的艺术区、创意产业园区已经蔚然成风。但在叶永青看来，当年昆明的创库仍然是最成功的艺术区。“虽然现在显得没有那么喧哗，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点本质的东西没有变，那就是艺术家还是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过日子。”他说，“虽然这些艺术的东西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夺目。生活在昆明的人还是可以去那儿打牌、喝茶，在茶余饭后，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跟艺术有关系。艺术回到了生活，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这才是艺术区的本质。”
“创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城市生活方式多样性的一种可能。”管郁达说，“艺术在昆明、大理、丽江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自由生长的、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形式。在这里，生活方式就是艺术方式。”在他看来，相比北京、上海的艺术家，云南的艺术家聚集往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带有某种地方性、多元性的文化特点的生活选择，也造成了后来创库的衰落。”
趣味共同体
因为艺术理想、创作需要聚集在一起的艺术家，被叶永青称为“趣味共同体”。艺术家凭一种共同的兴趣和交流的需要，聚拢到一起，形成了艺术聚集区。如今，在云南的大理、丽江等一些地方，从事美术、音乐、诗歌等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聚在一起，为一个个古村落增添了许多异域的、多元的文化气质。
“大理、丽江有一些类似波希米亚式的、乌托邦式的艺术聚落、小团队，有点儿像六十年代在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出现的艺术小团队，他们的身份混杂，艺术创作也很多元。”批评家、策展人管郁达告诉记者，“但他们互相之间不是因为利益被勾连起来的，也没有一个很深的结构关系，就是因为喜欢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种他们认同的氛围。”与北京、上海等艺术中心地区不同，云南艺术家的聚集，往往并不带有太多的现实生存考量，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纳入到某种制度和系统的环节中，在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的同时，保持着独特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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