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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库模式的衰落
在批评家管郁达看来，昆明的创库作为精神空间的意义远远大于实体空间的意义。“无形的精神性空间远远大于几千平方米或上万平方米实体空间的效应。”他说，“因此，云南艺术家的聚散，并不以艺术区作为划定，而是精神的聚集。”这种聚散方式，使云南的艺术区具有了西南边陲的多元文化特色，也使云南的艺术创作具有了一种“在地性”特征。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区的发展因地而生，变化不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家们开始在与现实的妥协中寻求出路。“艺术家要靠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来支持，比如解决生存问题。”创库艺术区的兴起，让当时在昆明的艺术家不再那么孤独。然而，2004年以后，随着一些核心艺术家的逐渐离去，创库也趋于衰落。如今的创库，已经被餐饮、娱乐、茶馆所占据，艺术工作室、画廊在这里几乎绝迹。
管郁达认为，当年昆明的“创库模式”在云南不能生根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云南的艺术区不具备成熟的市场运作环境。“创库的艺术家聚在一块就是为了所谓的艺术理想相互取暖，是为了一个艺术理想聚集在一起群居。”艺术创作强调个体经验的云南艺术家们，注定无法将“创库”这种理想主义模式最终落实到“制度层面”，或者说无法进入一种很完善的、完备的商业运作的环境当中，这注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命运。
“当时的昆明没有当代艺术藏家，没有艺术媒体。这都与北京、上海、成都这些对当代艺术热衷的城市有很大不同。我称之为‘当代艺术的不毛之地’，在这里，艺术家完全靠理想去生存十分困难。”管郁达说，“在云南很难维系一个像北京的798、宋庄或者是上海的莫干山这样的艺术区。因为不存在一个当代艺术完整的机制和系统。”
9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市场机遇。一些艺术家开始离开云南，到北京、上海寻找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迁徙的候鸟
管郁达把云南艺术生态概括为几个地理节点。在昆明、大理、丽江这些地理节点中，自由散落着候鸟式、隐居式的艺术家们构成了这里独特的文化和艺术生态。尽管，如今的云南，已经很难形成像早期创库那样的艺术区。但是也形成了若干不同节点、多元化的艺术聚落。云南的艺术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着与“艺术中心地区”不同的价值。
旅美艺术家韩湘宁在大理的洱海边上有一个私人美术馆。曾经旅居美国二十多年的他，如今每到气候宜人的季节，都会回到这里生活、创作。尽管大理也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但是艺术上的创作交流似乎并不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闲散、舒适的生活和友人相聚才是他回归的理由。在大理，像他这样的“候鸟艺术家”还有很多。艺术家在大理设立季节性工作室，冬天的时候，他们会从相对寒冷的地方回来创作、生活。
“画画，交交朋友，过过日子，这种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也是云南艺术生态的一个特点。”管郁达说。
在晴朗的天空下，艺术家像候鸟一样自由地穿行、往来，这是艺术为人们提供的可能，这种可能也为艺术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生长方式和另类的评价标准。
“云漂”的栖息之所
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区从来都是动荡的栖息之所。从纽约的苏荷区到北京的798，无论那种不稳定感是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使然，还是因房租、拆迁等客观因素造成，艺术家的流动，在合理又不合理的悖论中，不断重演着。
艺术家用候鸟迁徙的方式，适应着云南丰富多样的地域特点。“对于很多云南艺术家来说，北京、上海是做展览、卖画的地方，云南才是创作生活的地方。”管郁达说。
就像在北京的叫“北漂”、重庆黄桷平的叫“黄漂”一样，在云南的人叫“云漂”。与“北漂”、“黄漂”不同，“云漂”的聚集，并没有很现实的目标，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散淡而漫无目的。
“在大理、丽江这样的地方，难以形成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聚落，但是有一种精神气质，‘乌托邦气质’或者是‘波希米亚气质’把这里的艺术家聚在一起，但又流动性很强，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走，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生活。”管郁达告诉记者。
选择云南，似乎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会消磨人的意志和野心。“好像你有天大的能量，有再大的野心，和这里惬意的生活、明媚的阳光比起来，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在午后的阳光下，这位学中文出身的艺术批评家，悠悠地说道，“你要追求的东西瞬间就可以达到，不必煞费苦心，更不必那么悲壮。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来云南会很痛苦，但这里又会把这种痛苦很快消解掉。这里也是疗伤地方，因为很容易找到抚慰心灵的东西，人们可能来到这里就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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