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眼国际环境，美术馆一般是定位于20世纪美术史研究的、对社会和公众开放的学术性收藏机构。如果美术馆不建立这样一个基本工作目标的话，它就没有可能向在地的学者、学生提供能够启发他们开展原创性研究的一个基本资源，也没有可能持续地吸引优秀的国内外学者前来研究和交流。如果没有这些前提的话，所谓的研究只能是复制前人成说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国内20世纪美术史研究面临的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美术馆建设的滞后状态。
在日本，美术馆的策展人一般称为学艺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囊括了藏品的征集、购藏、著录和研究工作，以及专题展览的策划筹办。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美术馆建设进入高潮期，在与欧美同类机构和学界密切交流的基础上，美术馆独立策划的专题展览也在视野和深度上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一进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术馆自觉意识的提升，即脱离了早期那种承载复合功能的状态，在研究性展览、专题性展览的基础上建构一馆的专业形象，而承担这一功能的是具备独立研究能力对本馆藏品直接负责的学艺员，这是美术馆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各自学术特色的关键所在。而考察一个美术馆是否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条件往往很简单，只要看他们美术图书馆的建设情况。我曾经在日本德岛县立近代美术馆实习过一段时间，即便在德岛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美术图书馆的完备程度仍然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除了研究明治、大正、昭和初年时期的原始文献资料之外，大量的国内外展览图录、拍卖图录、各地博物馆情报乃至缩微胶卷都一应俱全。这样一个完备资料库的建设，实际上是由承担各自研究领域的学艺员日积月累的工作成果，几乎每个人的台面上都备有书商、旧书店的出售目录，可以随时订购。印象深刻的是，学艺员每天工作的办公室距离他们的图书馆只有一步之遥，跨过去就是，学艺员日常的研究工作其实就是在库房藏品和图书馆之间交叉进行，这和我们在国内通常所见的情况大相迳庭。
国内公立美术馆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些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例如我们不少美术馆都设立了研究部(学术部)和典藏部，将学术研究和藏品管理分割开来，表面看似乎是更为专业化，实则造成了研究和收藏工作的互为障碍。由于涉及跨部门协调，研究部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典藏部门的手续方可以接触到藏品，实际上这和来访研究人员已是等同待遇。与本馆藏品基本切断联系的研究部最终只能成为执行馆长意志的展览协调人员，这是极为荒谬的制度设计，深度阻碍了美术馆原创性研究的开展。
在中国，虽然最早的公立美术馆在1930年代就出现了，但严格意义上的美术馆建设，却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由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性指向，美术馆是无法开展独立研究的。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与国际交往的机会日益增多，引进了不少高水准的国际展览，也有很多机会组织国内藏品到国外展示，这些交流项目都推动了主政者对于美术馆专业功能的思考。但同时，国际环境的遽变也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术馆建设带来一个新的诱惑—美术馆如何最大效率地获得社会影响力?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传媒的最大关注和大众的眼光，成为一个有着新锐形象的现代艺术机构?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急速升温，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各级美术馆的原有收藏构架和展览行为是建立在各级美协的权力和认知结构之上，而对1980年代之前的美术史专题研究尚未进入制度化程序;而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的热情、艺术市场的强力推助导致了双年展、三年展制度的急速登场。毫无疑问，美术馆理应对正在发生的视觉文化现场作出积极回应，而这一新事物也确实对促成传统美术馆的形象、功能转换十分有效，但问题是，国内的美术馆是在建制尚未完备、基础研究尚未展开、研究团队阙如的情况下，就仓促旋入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后美术馆”运动，这一资源争夺战带来的后果是严峻的。这意味着一个美术馆的人力、智力、财力，需要长时段地倾斜到双年展/三年展的筹办工程中，所谓“举馆体制”是也。而双/三年展的策展人往往是由外聘人员担当，这种流动性、临时性很强的研究团队是否能够促进本馆的学术力量的养成发育，实际情形有目共睹。
美术馆代表着一种普世价值观，反映了世界各国对于近世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注，这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欧美、日本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踏踏实实的积累，中国作为后进的一员，又罹患悠久的权力干预专业的制度性痼疾，在美术馆建设上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要有相应制度的保障，可以保证专业人员、团队的稳步成长，在目前的条件下，应当考虑将研究人员分批外派进修，形成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让本馆的藏品积累和研究与国际同行的学术动态充分交流，最终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性展览。
2007年，我和东京大学的吴孟晋博士合作策划了“浮游的前卫：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与1930年代广州、上海、东京的现代美术”展览。这一研究性展览的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了在现有条件下国内美术馆的作为空间。首先，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先生充分认可了这一计划的学术价值，作为建馆十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获得了跨部门的高效配合;其次，我本人被赋予了展开独立研究的充分条件，展览的研究期限跨度长达三年，调研的范围包括巴黎、东京和国内多个城市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和收藏家;第三，我和吴孟晋博士展开了合作研究，各自发挥特长，组织、邀请相关领域的国际学者参与讨论，展览也获得了国内外数十家机构和个人的出品支持和技术支持。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美术史中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涉及了跨语境交流的现象，如何将这些被历史尘封、被政治文化屏蔽的课题以美术史的专业叙述、以展览的生动形式传达给公众，这是国内美术馆责无旁贷的专业担当，也是国际范围内极富潜力的专业领域。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美术馆需要通过专业研究工作去焕发艺术品的历史人文内涵，拓展历史认知的容量和深度，在这里发生的美术史知识生产需要经得起严肃学术标准的检验，美术馆也只有在这层意义上才能积累它的专业声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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