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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场共涉及到23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是首次出现在佳士得拍卖中，但中国艺术家如陈逸飞、朱德群、赵无极、林风眠、廖继春、吴大羽、常玉、朱铭、王沂东等传统油画家和曾梵志、张晓刚、王广义、蔡国强、展望、方力钧、唐志冈等当代艺术家都不是首次在佳士得夜场中出现。
打头阵的是王沂东作于1997年的《静静的河谷》，这件作品曾经在199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亮相，成交价78.64万元，此次二次上拍，估价为200-300万港元。以王沂东如今的价位，这一估价比较合理，这件作品是王沂东“新娘”系列成型前夕的作品，红色和白色已经成为主色调，但并非一流作品。最后经过近20轮加价，以581.2万元成交，成为佳士得拍出的王沂东最贵的作品，高出了4月初苏富比拍出的王沂东476.9万元《美丽乡村-迎春》，也为王沂东作品在北京再下一城奠定了基础。
王沂东暖场之后，佳士得夜场最受瞩目的一件作品——陈逸飞作于1986年的《弦乐四重奏》随即亮相，起拍价仅为400万港元，但这一明显低估的价格只是一个幌子，买家不愿意浪费时间，400万起拍，价格直接被喊到800万，然后是1200万，然后1800万，最后经过近40轮叫价，最后以5400万港元落槌，加佣金成交价6114万港元，合人民币5368万元，创造了陈逸飞作品的最新高价记录。本刊在6月号《评估陈逸飞》一文中曾判断此件作品有实力打破陈逸飞《长笛手》3248万元的纪录，实际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分析。作为油画及当代艺术版块的最高标杆，陈逸飞作品刷新最高价记录是对艺术市场信心回归的最好诠释。
此后十几件二十世纪艺术作品中，兴奋点不多，如往年一样，依旧是赵无极和常玉，两人均有3件作品出现在夜场。赵无极两件尺幅较大的抽象时期成熟作品都拍到了1830万元，是最低估价2倍以上，另一件后期的彩色作品虽然尺幅更大，但竞价不多，成交价也只有844.6万元。常玉的3件作品在预展中被摆放在比赵无极作品更显要的位置，其中作于1940年代末尺寸为91×50cm的《红色背景的百合花》，估价1200-1800万，是三件中的主打作品，最后成交价达到2221万元，如果按单位面积的价格计算，已经超过了尺幅是其两倍的常玉最高价作品《猫与雀》。其他两件作品估价均为800-1200万，1950-60年代作的《斑点双马》经过7次叫价后以992.1万元成交，但尺寸相当的1940-50年代作的《仰躺的豹》却竞拍更为激烈，叫价次数甚至超过了《红色背景的百合花》，最后成交价为1926万元。《仰躺的豹》高出《斑点双马》一倍成交，一方面因为前者创作年代更早，风格更独特的因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现场竞拍的偶然性，有两人都志在必得，最后推高了价格。朱德群、林风眠、廖晓春、吴大羽等都平淡成交，朱铭一件高达两米多最低估价1000万港元的雕塑《太极-进步搬拦捶》，只有五次竞价，最后成交价1041万元。
常玉 1940-50年代作 仰躺的豹 65×80cm 1926.33万元
赵无极 1990年作 25-10-90 130×195cm 844.64万元
安迪·沃霍尔1972年印制的《毛泽东》是夜场中第一件当代艺术品，估价300-500万港元，加价次数超过了赵无极和常玉，但加价的单位却很小，仅十万元一加价，最后成交价581万元，作为香港佳士得此前重点推荐的作品，这个成交价偏低，但由此也再次证明，中国人只捧中国艺术品。
随后是曾梵志和张晓刚，两人各有两件作品上拍，值得注意的是，张晓刚上拍的两件作品都创作于2000年以前，而曾梵志上拍的两件作品都创作于2000年以后，但张晓刚1997年的“大家庭”只拍出654万元，而曾梵志2000年的“面具”却拍出1729万元；张晓刚1989年的早期代表作只拍出233万，曾梵志2008年的新作却拍出496万。还有一个细节是，曾梵志的“面具”成交后全场响起掌声，虽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幅“面具”的部份拍卖收益将会捐助个“动物亚洲”保护组织，但仍旧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
曾梵志2000年作 面具系列 198.2×149.5cm 1729.66万元
王广义、方力钧、蔡国强、展望的作品都是尺幅很大的作品，但除了王广义的超大尺幅的《大批判系列——艺术与权力》达到633万之外，其他作品成交价都不高。另外，唐志冈的一件《儿童开会》成交价仅159万元，低于我们的预期。这些作品都是一线当代艺术家的中上之作，在佳士得夜场只拍出这样的低价，实际喻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还没有随着中国二十世纪艺术一起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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