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眼里，有些文物就是无价之宝，如果非要用钱来衡量，是“一文不值”。
---张忠培
一件价值万余元的“金缕玉衣”，经过几位顶级文物鉴定专家的评估，身价竟然飙涨到24亿元，而持有者以此从北京某银行骗取贷款6.6亿元。
当谎言被揭穿、“金缕玉衣”的虚假外衣被剥掉时，一场关于文物造价、虚假鉴定的议论再次展开。究竟收藏品鉴定是否可信？谁才能成为收藏品真正的定价者。
“值多少钱”不是鉴定的范畴
法治周末：考古学家或者文博专家参与社会鉴定的情况现在很多，您怎么看？
张忠培：考古学家，作为科学家，首先要求真，搞科学研究、作学问是求真的路。
搞收藏的人，他们的东西也都是花钱买的，请你去鉴定，如果你说是假的，收藏的人可能面临破产，你说是真的，他才可以保值、增利。
搞收藏的人，基本上是求利的，而考古学家应该是求真的，求真和求利之间很多时候是矛盾的，所以我认为考古学家不仅不能有个人收藏，也不能为私人收藏家或者私人博物馆鉴定文物。
另外，法律规定，地上地下水下的文物均为国有，市场上可以交易的合法文物只能是传世文物。现在市面上很多文物其实是出土文物，与盗墓有关，考古学家更不应该去鉴定这些非法文物。
其实我觉得，考古学家应该不涉及到鉴定的问题，考古发掘的东西都是真的。文博专家有时需要对一些传世文物进行鉴定。
跟盗墓有关的鉴定不能去做，但是当盗墓者被抓了，有关执法部门需要专家去鉴定的时候就应该去。
法治周末：针对这次24亿元“金缕玉衣”的鉴定事件，如何评价几位专家的行为？
张忠培：我很气愤。
“金缕玉衣”，一定不是传世文物，只能是出土文物，就凭这一点，专家就不应该去做什么鉴定。
“金缕玉衣”从来没有交易过，这是没有市场价格的东西，24亿元的依据何来？24亿元这个数目，不仅超越了鉴定专家不能估价的行为底线，还为骗子骗银行提供了一个依据。
这几位专家，没有遵守作为鉴定者应该遵守的规矩，没有实事求是。他们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水平不行、眼力不够，还说自己是专家，而且把发生错误的原因全部推给了无法说话的史树青(编者注：“金缕玉衣”鉴定者之一，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7年已过世。)，他们首先是失德。其次，骗贷的后果已经发生，他们也该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还有，我想提一下牛福忠这个人，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
“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都是他帮着穿成的。他明知道是假的，却接受谢根荣的委托请了专家来做鉴定。他不仅戏弄了这些专家，而且还应当被视为参与了谢根荣的骗贷行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治周末：如何得出24亿元的鉴定结论？
张忠培：这超出了鉴定的范围。
鉴定的范畴应该包括两部分：一、真假；二、是否具有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以及这方面价值的高低。一般私人鉴定甚至不该鉴定其属于几级文物，因为鉴定文物的级别属于行政部门委托专家进行鉴定的法定行为。
估定其金钱价值，不应该属于鉴定的范畴。
这次鉴定却恰恰鉴定出钱来了。而这24个亿，更是找不出一点依据，却成了诈骗人诈骗的依据，你说这该不该付法律责任？
“老大”不是史树青
《法治周末》：这几位专家接受采访时，都说当初作出那个结论，是因为当时史树青是这么认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张忠培：这些人大多数都说听“老大”史树青的话。但是鉴定专家都是独立的都该有自己的见解，怎么可以完全听别人的话？
另外，这五个人的名号都特别大。王文祥，担任过国家收藏协会秘书长；李劲松，中国宝玉石协会秘书长；杨富绪，中国宝玉石协会原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宝玉石鉴定中心主任；杨伯达，更是公认的玉器研究的权威。这些人，在玉器鉴定方面的才学应该都不低于史树青，他们怎么就把史树青推为“老大”了呢？更何况，在鉴定会上，各个专家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怎么会有老大不老大之分呢？其余几个人推史树青为“老大”，是不仁不义缺乏道义的推卸责任行为。
所有人都拿了鉴定费，却没有保持独立的人格。
《法治周末》：台北故宫的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台北故宫的人绝对不可以私下鉴定民间文物。但是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却看到了有北京故宫的专家，他们可以这样做吗？
张忠培：公职人员不应做私人鉴定，这也是我的观点。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我提倡我的同仁都这么做。故宫还有其他公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应该只为国家工作，不可以做双重服务。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人更不应该去参加私人鉴定。
其实这也是一种国际惯例，可惜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中国博物馆协会是世界博物馆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也该尊崇国际的一些规定。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也应该这么做。
《法治周末》：现在老百姓有收藏热，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鉴定热，那么，面对民间的鉴定需求，谁该为他们服务，怎么服务？
张忠培：谁该为老百姓做鉴定，怎么做，的确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一块。但是我想说，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确认真假应该是买之前该做的事。
《法治周末》：有人建议说公立博物馆开展一些民间服务，您支持这种说法吗？
张忠培：如果要像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样做一些社会咨询，不说价格，只说真假、年代，我想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首先得能保障鉴定人的安全。另外，还得保证这些鉴定人都是铁面无私的。谁来负这样一种责任啊，这个比较难。
如果拿来个东西，挺贵价格买的，鉴定的要说是假的，对方拼命的心都可能有，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谓收藏家，大部分还都是为了“谋利”。这种形式的服务，也不是简单的“去伪存真”那么单纯啊。
文物局曾请我去给海关没收的文物做鉴定，因为鉴定的结果可能会涉及到走私者的量刑等责任问题，出于保护的目的，对外都没有公布我的名字，而且不是把东西拿到家里而是让我到文物局的办公室去做鉴定，对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都向相关人员保密。
《法治周末》：也有人建议说，由国家来出资建立针对民间的鉴定机构，设立统一的鉴定标准，这种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
张忠培：同样的道理，铁面无私，怎么保障？这个是很难的。
如果这种机构能够保证是铁面无私的，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找它。
很多人，热衷于这个，还是希望能发个大财。“民间”这个概念很宽泛，很多收藏的人不是平头老百姓，是吃饱饭还有富余的人，觉得钱放在银行里也是贬值不如去投资，所以到处去收购，一是想保值，另外，希望通过交易赚钱。这些人，鉴定也不会去找国家，而是找私人，带着目的去鉴定，拿到想要的结果。
鉴宝类节目俗不可耐
《法治周末》：您平时看电视台鉴宝类的节目吗？
张忠培：偶尔也会看到。低俗得不像样，市侩得很。那些专家，大多是没有像样学问的人。还是那句话，文物鉴定可以谈其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不能谈钱，但是在这样的节目中，却充斥着铜臭味，这还不是俗不可耐吗？
这对观众的导向也不好。
在我眼里，有些文物就是无价之宝，如果非要用钱来衡量，是“一文不值”。
有一次湖南某地发现了大量的秦简，但是这里也正在做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省里的干部把我请去，问我该怎么办。我对他们说，这个地方的秦简，比过去全国发现秦简的总和还要多很多，这些文物及其释放的信息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可谓无价之宝。所以尽管这个工程改道会带来几千万、上亿的损失，但是这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是有价的，可以用双手创造出来的。而无价之宝却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有价的还是要给无价的让路。这就是我们考古学家眼里的有价和无价的关系。
《法治周末》：有句话叫“盛世藏宝”，我们在电视中看到，有些专家走到一些地方给老百姓鉴宝，特别多人拿着自己家的“宝贝”去找专家给看，您觉得现在民间的文物真的有那么多吗？
张忠培：首先，我不赞成什么“盛世藏宝”之说。
其次，我从不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几乎不去什么文物市场，所以不太清楚情况，但是有人跟我讲：真的极少，假的极多。
《法治周末》：您作为故宫的前院长、考古学界的知名专家，是否也曾有人想请您做鉴定专家？
张忠培：不用说我了。我的太太都有拍卖行找过她，希望她能挂个名。
虽然我太太也是故宫的研究员，但是她是做文物保护的，不是做文物鉴定的。找她的人，其实是想用我的名声。
有人曾经通过我的朋友找过我对他收藏的文物进行鉴定。碍于情面我不太好直接拒绝，但是我说明了我的态度，我只能实事求是，搞不好你会倾家荡产。最后，他还是没敢来找我。
因为我总是这样，也就没人再来找我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也不能让人家通过我太太损害我的名誉，去赚那些不应该赚的钱。
愿意出很高鉴定费的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心态：希望你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得价值更高。把玉片串成玉衣的人自己来找鉴定专家鉴定，这意图多明显啊，只是找些专家来站台而已。
有些人愿意打着“故宫鉴定专家”这样的名号，在外头出席这样那样的私人鉴定会。我是考古工作者、考古界的老兵，但我从来不需用“故宫考古学家”这样的名号，去支撑我的学术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