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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设计国徽与梁思成方案相峙 周恩来建议完善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9-24 08:51:41 | 文章来源: 北京晚报

张仃坚持以天安门为主的方案,并为这个方案做了专业化的针对性解释: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其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象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品,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尚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者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继承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代就火气重了。

设计者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的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尚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以上系摘自有关原始档案,文中“设计者”乃第一人称的张仃。

两个方案,各自表述,也各有其欣赏、赞同者,竟成相峙之势,于是交政协表决(此前,张仃的政协会徽设计方案被顺利采用,广受好评)。张仃方案以微弱多数票胜出。

周恩来总理再做决定,将张仃方案交梁思成小组完善、深化,最终再由张仃制作为成品件。这一决定,同样体现了赋权于民,争取广泛团结的伟大智慧。后来,梁思成作为党外人士领取了现金稿费;张仃作为党内同志领取又捐回了象征稿酬的200斤小米。

应该说,初稿阶段的张仃国徽设计(即手绘稿),天安门的比例不很标准、规范。梁思成小组根据实测,极其精准地再造了一个庄严雄伟的图像天安门,剪影轩昂,气度非凡。更重要的是,雕塑家高庄更在执行深度加工的过程中,用“吴带当风”的绶带诗意发挥,匠心独运地处理了天安门、麦穗、齿轮和五星之间的审美统一,丝丝入扣,气通神贯,令国徽设计获得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品质飞跃。后来,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技师,把直径3米多的木雕巨型国徽赶制出来,并于1950 年9月30日亲自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以下要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基本形成条件:领袖们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英的立国理念和意志;政协的选择投票和交办决策;张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对初稿的补衬;梁思成小组的完善,尤其是高庄的浮雕艺术升华;张仃小组的最终制作。各个环节互为关联与支持,缺一不可。国徽乃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前此后,张仃还曾亲自设计或组织设计过开国邮票、政协邮票、开国大典美术景观、中南海多处装修等。将八个大灯笼挂上天安门,最初也是他设计创意的。

作者: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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