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们在栗宪庭家中进行的关于《自由的尺度》展览的一次谈话录。

时间：2009年7月13日

地点：北京宋庄栗宪庭家中

人物：栗宪庭、贾廷峰、王秋人、老圃、关之明、郭艳

郭艳：栗老师您好！前天我和老圃、王秋人在一起聊过了。老圃老师提出“自由的尺度”这个题目，我们一致赞同。我们提出这个观点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压迫。西方现代艺术归纳起来就是“自由”这两个字，没有任何约束，所有框架都要被解构掉，没有大师，没有传统，没有专家，人人都是艺术家。实际上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提出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艺术家应该在相对的自由下进行他的艺术活动。

栗宪庭：其实什么都是有限制的，西方当代艺术有个特别重要的限制就是必须“创新”，你可以随便怎么玩，但是你这个东西必须别人没有弄过，这个限制挺恐怖的。

郭艳：那么您认为我们在这个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观点是否合适？或者我们的方向是否正确？

栗宪庭：我从八十年代后期就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很多人不是太注意，不是太理解我说的是啥。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讲，中国的艺术实际上跟书法是有关系的，就是法度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你写书法时，一撇就是一撇，一捺就是一捺，“人”就是这样写的，只不过我写的“人”和你写的“人”撇捺用的力道不一样。在自由和法度之间有一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一直讲这个法度是被悬置的，在中国艺术里面法度这个东西是被悬置起来的。有些人可以一辈子画兰花或者梅花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的心情、我的人生和我的笔墨。中国强调的中庸实际上不是指中间状的，是指如何平衡大的法度和个人的自由。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基本的人文精神其实对于水墨就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早就已经被设定了。我们是要在这个大的被设定的框架下追求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不是像当代艺术那样我爱玩什么玩什么，我们有我们的游戏规则。

老 圃：我们不是重复旧的游戏，是创立新的游戏，同时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贾廷峰：我有一个问题，那些画老虎画牡丹的画家会说怎么理解你的就是新，我的就是旧呢？彼此的区别在那里呢？

老 圃：我们没有必要去辨别谁新谁旧，但是他要纳入我们的游戏，对不起就要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玩。符合你就进来，不符合你就退出，就这么简单。

郭艳：那这个游戏规则的标准是什么？不好界定。

老 圃：游戏规则是必须用中国的毛笔。必须用宣纸，包括皮纸、绢、元书纸。然后必须用中国的墨，必须用中国的砚，必须研墨，必须用中国国画的颜料。

贾廷峰：这些不是最关键的。笔墨当随时代，要有灵魂，必须体现出当下的人文关怀的精神。

老 圃：还有必须体现中国文化精神。

王秋人：你们说的这两点一个是材料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落实到具体怎样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必须在规则和尺度里有你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这个是判断你能不能进来的一个标准。

老 圃：所谓“中国当代”就是你必须关注当下中国的若干个问题，就是人类生活的若干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一个现代人你不能穿着古人的衣服，吟着古人的诗句，拿着古人的腔调，这个不行。

郭艳：那是作秀。我觉得原创性也是一个标准。

老 圃：我们这次活动，重要的是提出一个观念，我们试图建立和标榜一种本土文化观念，标示一个中国人自己认可的当代而非西洋影子下的当代。其实，可能有许多有志同仁已经在这样做了，但在当下提出这个观念是有现实意义的。

郭艳：这个展览我们的题目是《自由的尺度》，请贾先生谈一谈想法。

贾廷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的尺度”就是说规则和尺度是我们民族原本就具有的，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文化基因里的东西。我认为人自从成为人以来，想完全颠覆过去的习性是不可能的。人生活的环境是固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是现状，你无法改变。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这里面有很沉厚的积淀，当然也有很多恶习的东西，都是并存的。我们想全部颠覆过去，开辟一个所谓的当代，我认为从理论上也站不住，从人性上也站不住。我们人都有人性，有共通的东西。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有中国的人文情怀，这是割舍不了。没有传承我认为中华文明谈不上发展。首先是传承，要了解祖先好的东西和糟粕垃圾才知道取舍。发展与创新更为重要。所以我希望我推广的是有文化传承并具有原创的当代水墨。

关之明:栗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水墨画如何能够抗衡于西方文化。

栗宪庭：不存在说中国水墨画适合不适合国际，怎么去对抗国际，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在全球化没有来临之前，山这边是这个国家，山那边是那个国家，人家就没有生活吗？为什么这个通路被打开以后我们就一定要考虑别人怎么看我们，根本不要考虑。你现在想想西方那些大的媒体，说的国际什么，世界什么，主要指欧美。如果说哪个国家火了，中国最近火了说一下中国。实际上那么多国家，什么叫国际？每个人的眼界都是有限的。我们只是玩我们自己的，我觉得艺术就是玩自己的游戏。不把他的标准当做衡定我们的标准。我觉得水墨画西方就是不懂。你以为那些专家懂？其实不懂。他不可能真的懂或者理解另外一种文化。尽管他们有汉学家试图来理解这个文化。水墨画作为中国艺术的普遍的一种形式，它的背后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在支撑着。

关之明:但是还是存在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当代水墨的发展问题，中国画怎么发展？题材上怎么变化？技术上如何完善？很多问题现在困扰着中国画家。

栗宪庭：怎样发展水墨画? “五四”以后就讨论这个问题。徐悲鸿引进了西方那一套，他完全按照西方的方法画国画，他甚至拒绝用中国画这个词，叫彩墨画。到了80年代，水墨画界对徐悲鸿这一段历史实际上是不满意了。之后新文人画起来了，新文人画就是抛弃了徐悲鸿提倡的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的这种努力。中国画提倡的“功夫在画外”，不是画竹子就要像竹子，而是画我内心里的意象。西方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突然才明白这个道理，但中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西方文化一开始是古希腊这一个历史阶段，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统治阶段一下子就把过去的历史给割断了。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是为了反对中世纪这段历史。那么文艺复兴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写实主义达到高峰以后，突然它又把这段历史给抛弃掉，搞现代主义。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它认为这个东西也不行了，开始搞当代艺术。西方美术史一段一段地，不断地重新解释什么是艺术。一个新的艺术观念的诞生必须要有新的语言方式，西方美术史就是这样摆在那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魏晋时期书法就成熟了，一千多年就没有发生变化。但不能说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创新就没有新的艺术。我们是在每个时代，法度和个体之间不停地找到新的东西。从元四家到石涛、八大，每个人都有不同地建构。我们变化得非常细腻。我在圆明园认识刘彦时，他说中国画看起来全部都一样啊，没什么看头。过了有一、二十年刘彦对我说，老栗我真的错了，中国画越看越有味道，真懂了。就是说时代不一样了，你说传统是什么，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清代的？文化背后的东西我们可以继承，笔墨的东西其实每人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