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可能性——798及周边艺术群落青年作品展
近几天，我们对798周边正在“消失”的艺术群落做了个粗略的走访，对于798周边群落大量拆迁等综合因素给艺术家带来的不确定感受非常触动，艺术区的文化聚集现象在经济的大浪潮中显得那么无耐和尴尬。这引发了我们想为这些不确定的群落做些事情，用文献资料留住艺术区不同时期的记忆。这次艺术区调查内容主要以艺术区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面貌和生存现状为主体，由艺术群落拆迁、商品市场变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引出的艺术与艺术社群不确定的生存状态，来推问这样的状态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可能性，也表达了我们对艺术家居住稳定、落地生根的愿望。
如果说宋庄艺术群落延续了圆明园画家村的野生、自由、朴素、独立的村落式的居住状态，798艺术区从地理位置和青年艺术家作品面貌上看有种鲜活的时尚气息，这与他们不确定的交往方式有关，很多艺术家为了生存边做艺术边上班，多与城市互动。798大胆开放的信息给了它不少与国际接轨的模式。从798艺术区2000年入住到现在由于不确定的综合因素如拆迁信息、商品化消费、生存机遇，艺术家自然地向周边的地区延伸和发展，就形成了以798为中心的辐射聚集现象；这样的现象也是一种“展•住”一体的现象，在周边居住、798交流展示的良性关系，然而这样良性关系由于城市化和市场化变得更具有相对性和多种可能性。这一点与相对单纯稳定的宋庄更反映时代的特点，这样开放的城乡结合部必然会带着生存的压力和不确定。当代艺术先验的发展时机（好的机构和好的展览）、城乡结合的地理（交通方便）和美院不断的人气资源带给了798当代艺术集聚区发展的活力。与宋庄自然加偶然的集聚方式不同，798及周边又有一种偶然、必然加运作的特点。当然这样的特点必然是在不断变化中，不确定在艺术与艺术区中也会逐步体现。
不确定性在艺术与现实艺术群落中逐步体现
艺术作品对不确定的表现，随着历史与现实的脚步越来越突出。五四以来到解放前文学艺术成为革命反抗的武器，主题爱恨分明；66—67年的10年的文化大革命文艺借助极端反资路线，以大一统的权力使文艺圈思想高度样板化、模式化，文艺需与老百姓喜闻乐见，不可能出现“杂念”；70年代—80年代乡土、伤痕美术、星星美展、大灵魂艺术、学院艺术的作品中都是以单项的主题思想为标准；到90年代左右的政治波普、玩世、艳俗艺术作品中涉及到两种异质符号或不确定的感觉出现于一个画面，形成对主流严肃的权势的消解，以后逐渐出现表达现实不稳定的、多元的、含混暧昧现象的作品。
七九八及周边艺术区青年艺术家占80%的比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发展空间比较大，作品不是模式化和符号化出现，具有潜在的不确定可能性。作品中不确定的可能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弱化的现象，也是艺术家有意识的表达这种不确定状态的结果,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含义，诸如：模糊性、间断性、若近若离、散漫性、多元性等等；另从作品视觉上传达给观者的表面特征是：处在一种动荡的犹豫和怀疑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到认识实体及个体精神，它最终可能会出现一种“空虚、失落、混沌”的感觉，似乎抛弃逻辑而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偏差的可能性。在我们这个功利诱惑、快节奏、信息变换似箭的数字时代，在道德意义的不确定及对美丽的迷幻性怀疑的背后，它呈现出一种心灵的摇摆状态：即痛并“美丽”着。
表达不确定可能性的作品时常同时呈现出两种异质的感觉：微弱(隐晦)的爱与恨的交织、紧张与暧昧的情绪纠缠，将给艺术带来一个新的课题：即多义性并存。打破了传统艺术
须内容意义单一的传统审美原则。在价值判断上则打破中心论，以更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以一种多元式的有限元话语追求创造者的谬误推理或矛盾论，倡导一种异质标准。
表征不确定摇摆的艺术的模糊性或多义性的背后艺术家却目的明确，作品本身并可能引申出：圆滑、伪善、愰惚、混沌、隐悔、杂交等现实感觉状态(两种相悖状态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因此不确定既可以是一种表现语言，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新时代的现实感受，生活在其中的人最后很可能会被严重涂上冷漠、空虚的世纪病症。
2005年至2007年我曾策划过三次“不确定性表达——暧昧”、 “暧昧•昧暧”、“暧昧Ⅴ”的展览，对不确定的现实作出表达，这次展览我和夏彦国商榷中，由艺术区生态与现实中不确定现象将会带来的多种可能性作为重点。这里的可能性有两种含义：一是艺术本身的可能性发展，二是青年艺术群落作为不确定的现实社群的可能性发展。这次调查我们多关注非市场化的作品和媒介，如新媒体、电影、装置、录像、图片，这些媒介实验艰难，虽市场不成熟，但发展可能性大需要我们更多的推广，从而打造多元的文化平台。目前北京798及周边的艺术群落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位置，基本可以体现国内当下的艺术生态，这里生态多元、跳跃、信息开放，自然出现不确定的可能性。可能性是一种实验，也可能会不成熟，但当代艺术的发展也靠着不断变化的实验才有活力，艺术也需要改变人的视觉和心理疲劳不断提出深刻的、针对性的问题。可能性是一种预设结果的过程或态度，这也弥补了作品只提问题，不提态度的现象。可能性是构想的未来，虽多变但可启示未来。艺术作品的多义性、误读和接受美学的成立，也出现了与观者互动中产生多种可能性，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不确定具有意义的悖论性，不确定在带来多元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未来的不同的可能性，包括负面影响。
1979年的《星星美展》标志了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人们内心压抑的释放，充满着感性和自发式的萌动；85新潮是由地方艺术家群体式的行动。伴随着地方和外来讯息的相互传递，各个地方的各种文艺团组，在有限信息的冲击下，自然形成激情的艺术运动。其特点是以地方为基点的各自发挥，而后形成全国性的星火燎原之势；89大展则将地方各种民间艺术团队和个人进行了一次集结，使大家了解了北京的文化积淀；90年代初个体经营有了发展，人们开始摆脱体制束缚，北京圆明园艺术群落成为各地艺术群体和个人留宿的会所，自我放逐和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愈演愈烈，抉择于理想和现实、体制内外之间。1994年由于社会的原因，聚集在圆明园的外地艺术家又一次流落到宋庄，2000年，雕塑系副主任、老师隋建国和于凡入住798开始到现在各地形成大规模的聚集现象。然而不安定的因素也一直伴随的群落，早期艺术群落“不合法化”使艺术家流落到边缘地区，现在城乡结合部的商业大潮追赶着艺术区，七九八及周边索家村、环铁将府、东营、费家村等艺术区相继接到拆迁信息，由于暂住和户口制度在宋庄也出现了多起房屋纠纷案，艺术家长期处在搬家的心理阴影中。
艺术与艺术群落都处于不确定关系的关系中，不确定存在在我们这个似乎和平的年代表现的尤为突出，不象列强直接以武力的姿态向他国掠夺的殖民时期爱憎分明，即使“坏”也坏得直接；而我们这个全球一体化及后殖民的时代，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却表现出伪善而似乎平静，很多关系表现出政治诗意化。中国当代文化也走入了不能拒绝，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两难困境，时常表现出转化中的困惑和不确定，文化的嫁接使东本土精神丢失淡化。生物工程及尖端科技的迅猛发展：如克隆、变性、转基因、机器智能化的研制，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新的伦理、道德的冲击。人的文化身份、性别身份更加模糊、不确定，人与机器的界线也将日益复杂而暧昧，而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各行各业(包括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界线的撕裂，融合；更是给我们带来选择的摇摆和彷惶的感觉。新世纪私欲横流、崇高消解，使得各种人际关系乃至亲情关系都在不确定和怀疑之中，人必空虚失落。
70年代生的年轻一代，对前辈人受到的直接伤害表现出同情，但同时成长于改革大潮的试验田中，在新世纪表现出意识形态淡化，道德不确定，外表温和内心压抑造作，而又找不到被伤害的根源，其情感表现为一种不明确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认同物质主义，另一方表现出乌托邦的心理，他们既是消费主体的批判者，自身又是部分消费主体，内心心灵游离摇摆，缺乏明确人生观，而造成心理极度的空虚，以至尊严丧失。
新世纪儿童眼中的好人坏人的界定被模糊化，警察叔叔与土匪叔叔成了一家，爸爸和阿姨成了一家，甚至叔叔和叔叔成了一家……这更将会给下一代造成心灵的怀疑和创伤。
世纪初，新新人类对消费娱乐的沉溺以及对苦难的远离，而养成了一代人对素质理想的淡化而缺乏真理和深度。岗位的游离也给新人类造成心灵的不确定感，同时现实生存状态的失落与消费乌托邦以及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的差距都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理不平衡，导致两种心理状态的碰撞，道德迷失，时常在两种相悖的心理状态间摇摆，呈现出一种软伤害。新新人类的真诚情感越来越被流行文化、虚拟网络的人工情感所代替，科技数字化是现实与虚拟真假难辨，华南虎案就是典型的不确定案例。科技发展使人与人的见面方式都有所改变。“千里送鹅毛 ”“有朋自远方来”的惊喜逐渐变成虚拟、人工化的二手体会，往年快乐的记忆逐渐变成近者老死不相往来及不明身份的宅男宅女的娱乐化交往。80-90年代的经济浪潮使这个时代的人们越来越物质、社会中人的岗位不确定、身份暧昧加剧情感的淡泊和不信任。道德的伦理刺激的都市化娱乐方式也越来越缺少情感的真实。理想的情感与现实的距离使人的身心纠结，心灵脆弱而如覆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