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一个艺术的江湖

文/杨卫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一个江湖世界的存在，传统中国才有了和谐的气象。尽管以权力构建的庙堂文化与羁旅组成的江湖世界本属于冰火两重天，但通过“道”的维系与“义”的疏通，却打通了可上可下的环节，既为出仕架构了栈道，也为隐居铺垫了退路。因而，传统中国只见朝代更替，但未见价值崩塌。不过，近代以后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因为近代中国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外来侵袭，它打乱了原来的社会结构，不仅颠倒了庙堂与江湖的秩序，也使得以下犯上具有了推陈出新的合法性。自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等人提倡“新民”主张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伴着底层农民的崛起，以及外来民主概念的输入，便在神州大地拉开了“翻身农奴做主人”的历史帏幕。尤其是1949年以后，随之农民政权的建立，以计划经济为束缚，更是切断了江湖与庙堂的出入口，使整个社会处在了一个万马齐喑的平均主义状态。可尽管如此，对江湖的憧憬与对英雄的向往，仍然卧伏在民间社会。它作为一种隐蔽的激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串连”， 最终还是不可阻挡的释放了出来。作家阿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撰写的小说《棋王》，便描写了这样一个颠簸不破的江湖世界。此小说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不只是寻觅了游走于革命年代的江湖足迹，同时也追溯了一种隐匿的民间传统。事实上，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就是从这样一个江湖传统中蜕壳而出的，其发轫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星星画会”等民间艺术组织。

我曾调查过“星星画会”等许多中国早期的现代艺术群体，发现这些群体的自由组合，开始的接头方式大都是通过民间的较量与比拼。那般情形很像过去的江湖，均都经历了一场“不打不成交”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并不长，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门开放，外来价值全面引入，拉开朝野共赴现代化的局面，这种江湖生态很快便被更大的知识系统所包装，上升到了一场现代艺术运动。关于那场艺术运动，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因为脱离实际，而演变成一种理想化泡沫，最终却被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发生的“枪击事件”所无情打碎。今天我们谈论宋庄，起点应该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得从理想变成现实开始。众所周知，宋庄艺术家群落的前身是“圆明园画家村”，而“圆明园画家村”的形成则是在1989年之后。正是因为1989年的理想主义溃散，使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不得不重新转入“地下”，回到民间社会。这也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艺术江湖，有了像“圆明园画家村”、“东村”等那样的艺术家村落。1993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曾有一期用大篇幅追踪过这股所谓的“地下”文化潜流，因为报道的角度不同而引起国内有关部门注意，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最终转移到对“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的处理上，先后采取了取缔行动。至此，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艺术家村不复存在。然而，画家村虽然遭到了取缔，但艺术家的发展却并没有因此而遏止，他们中有不少人几经辗转，最终又迁徙到了北京东郊的宋庄，形成了今天的宋庄艺术家群落。

其实，早期的宋庄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完全打开视域，不能理解这些艺术家的所谓“出格”行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艺术家都是被有关部门视为“眼中钉”。好在当地的基层领导出于地方发展的考虑，将艺术家作为一种资源保护起来，才使得薪火相传，有了今天的发展规模。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人们才惊奇的发现，宋庄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起来，原因只不过是当地政府多了那么一点点前瞻性。无疑，这是宋庄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宋庄的政府相对比较开明，知道庙堂之外还有一个江湖世界。从2005年当地政府出面成立促进会，大量吸收艺术家组阁，到一届一届的艺术节办下来，深入民间招募人材，宋庄政府似乎给游走的江湖留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也许，这与宋庄的基层领导本身也是来自民间有关吧，身在其中自然能够理解其中之味。当然，宋庄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升级而来的产业化问题。随着宋庄作为文化创意园的兴起，园区规划必然要向产业倾斜。这势必会影响到原来的文化生态，挤压江湖游走的自由空间。这是我最为担忧的，也就是说产业化有可能会形成新的垄断，将朝野一并纳入市场化的和声之中。而这，无疑有悖于艺术创造的原则，也与“真诗在民间”的传统相距甚远。幸好，目前的宋庄还有一大批“野路子”，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民间姿态。不知道为什么，每每看到他们对外在变化无动于衷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在画上的那段落款：“池边闭眼即江湖”。是的，人的追求各有不同，有人出门求财源，有人星夜归故里。这是价值的取舍。一个人尚且能够舍弃功名利禄，一个社会更应该敞开胸怀去包容。这样，文化才有活力，创新才有保障。宋庄今天所恢复的这个江湖传统，虽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部，但至少可以作为一个面，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