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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的不是印度,而是自己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2-22 15:47:24 | 文章来源: 东方早报

文\石剑峰

“为什么印度学者的到来会制造、引起我们的焦虑,我们到底为什么而焦虑,我们到底谈的是印度学者,还是我们自己?”

“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是上个月结束的2010上海双年展系列活动之一,活动邀请了数位世界级的印度当代思想家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对话,受邀的印度学者包括查特吉、霍米-巴巴、杜赞奇等。“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从2010年10月一直延续到2010年底,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院共做7场对话活动,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日前,“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主办方在同济大学举办了“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后续讨论会,高士明、陆兴华、梁捷等学者参与讨论,就“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中印度学者提出的话题作延续性讨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后续讨论会第二场活动将于3月10日下午2点在同济大学举行。

应该和他们找到共同态度

陆兴华(同济大学哲学系):提到讲座的系列,有一个词几乎贯穿全部对话,就是civility。civility是相互的,是西方与印度、中国之间对话的仪规。印度学者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要保持住的,哪怕我们不要西方人的civilization。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讲座系列里面的civility。“中国哪有殖民,哪里用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很多人都这样讲。所以,你看,在这种理论交流中,civility根本无从谈起。我觉得我们跟印度学者、欧洲学者之间,怎么培养出这个civility,很重要。

在霍米-巴巴的论述里面特别明显。他以前都是作为硬邦邦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的讲座里面他充满了慈悲和全球关怀,他说要回到全球伦理。他认为希特勒的这种独到、可怕的遗产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希特勒的遗产和达-芬奇的遗产同时在身上面承担,一点都不推卸,他认为,这个时候你就很成熟,很从容,或者说很负责任,这个时候你身上就会有civility。

印度学者查卡拉巴提和霍米-巴巴都讲到,关于印度的一些伟大的精神领袖,甘地和泰戈尔都是有对西方苦难关怀式的态度在心。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人跟西方人的civility的态度是做得成功的。之后的很西化的人,在印度,反而没有做得像甘地和泰戈尔那样好。

在查卡拉巴提、霍米-巴巴眼里,civility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霍米-巴巴最后讲,我们都应该向前跳一步,回到全球时间,或者说退一步到全球记忆里面去。我们离开原来的那个地方,我们身上非常沉痛,很矛盾,就让这个内心像闹钟一样在晃着,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晃着,没有犹豫,非常没有决断地去行动,这时,在我们身处的全球文化大空间里,这个civility就会到来。

我首先认为,大家也不要过多地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西方的学术圈子里面学到的比较优雅的东西当真,他们也有这个civility的问题,不过,他们非常谦虚、认真地提出了这个civility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这个事儿,现在该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的态度,去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大学系统里面,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现场找到这个civility,这个civility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临帖,通过背诵,能够很沉着地应对一切。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来达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高士明(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时我觉得特别丢脸,在霍米-巴巴那场讨论的时候。霍米-巴巴其实这几年在改变,我这次明显感觉到他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跟他在柏林一年的研究是有关系的。我想绝大多数的思想家拿的是八成和七成的研究,当然,也有拿着一个他最熟悉的东西来讲,但是,这里面大多数人,拿出来的是他们不那么成熟的研究,霍米-巴巴是典型。霍米-巴巴反复在讲,他在广场(纽伦堡齐柏林广场)上所感受到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历史的深渊,那个东西是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当然是欧洲的伤口,是所谓西方的伤口。十年前的霍米-巴巴是不会这么做的,现在他说:“这个伤口也是我的伤口,也是我们的伤口。”就是说,他把纳粹这个问题——这个欧洲思想史上生发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伤口一起承接在自己的身体里了。虽然我相信霍米-巴巴带有表演性,但是,我愿意相信这种表演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气的姿态。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们中国学者说我们没有后殖民,我们没有殖民现实,跟我没关系。这样一种表态是一个丑角。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学术界和艺术界都存在这样一种姿态。

感受到的是个大杂烩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们请来八个印度教授,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的知识,我能够感受到我们接触到的不是一个统一的经典,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个大杂烩,也许比我们中国本身情况还要复杂。而且,我一直觉得,以前我们请西方学者来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地跟他们产生对话,不管是把他们捧着太高,还是像赵汀阳这样,自我封闭,没有一种对话姿态,并没有跟我们产生一种真正的互动,而真正的互动就是陆教授说的,就是要对自己造成伤害。

到底这些印度学者对我们中国产生了怎么样的意义。现在西方的学界有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叫“全球政治”,包括像哈贝马斯都在讲全球政治,但是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其实对全球政治都有一点不屑一顾的态度。类似于赵汀阳的第一反应,现在的伊拉克问题,全球政治不能解决伊拉克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或者不管是美国帝国化的趋势,还是中国问题,也不需要全球政治。不管是哈贝马斯还是罗尔斯,他们讲的全球政治,根基都是很薄弱的,或许在赵汀阳看来(我猜想他的想法),你所说的civility在经济学、博弈论、理性算计的背景下其实不堪一击的。你玩你的civility,我跟你一算计,你马上就输掉了。但是哈贝马斯那么出色的哲学家,他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还在鼓吹这个全球政治?我觉得我逐渐能够体会他们讲的这种全球政治,这种共通体,就是能够相互理解,包括前面高士明也说的,霍米-巴巴讲到,他能够体会到纳粹的创伤。我觉得我们普通的中国人很少能感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创伤。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慢慢可以体会到,印度也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极权主义的问题,也会有宗教冲突的问题。

高士明: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后殖民理论是多而杂的,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脉络以及发言位置,比如说这次,像我们邀请来的印度学者里面,我们可以很粗浅地分成下面几种,一块是在欧美的,萨拉是在伦敦,有在哈佛的,有在芝加哥大学的;还有像南迪,牛津大学多次邀请他都不去,坚持待在德里;查卡拉巴提是属于两边都在。这就是说,我们当时定名单的时候这两种都选择,既不像陈光兴期待的那样本土更重要,也不像我们一般人认为,霍米-巴巴名气最大,我们是不是把阿帕-杜拉也喊过来,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印度的现实,它就是被拆分成了这两地。

陆兴华:应该说,查卡拉巴提的讲座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比较粗糙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报告里面一开始就说个问题,就是:中国和印度必然要成为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欧洲的人欺负过我们,欺负是欺负了,但是它在给你一个批判的工具,你可以还手的。简单地讲,你是欺负对方了,你先给他一个还手的办法,我欺负你,你可以这样还击我。民主、平等和权利就是这样的西方人交到它的被压迫者手里的东西。

但是我要强调,在齐泽克看来,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策略是“和稀泥”。齐泽克有两三个地方猛烈地批判了查卡拉巴提,就是说他太娘娘腔,太西方佛教式的语重心长。齐泽克说,带有这种想当然的,想得很美好的意愿,当然是很美妙。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观,我觉得我们应相当地警惕。我突然清晰地知道了三种立场。一个是左派立场,革命者的;一个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和稀泥的,什么都要一点点,什么都要保持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阿甘本讲的,一切都不算数,幸存主义,退出去,说再见。

混乱中存在着的创造性

高士明:实际上刚才谈到了当时我们与后殖民说再见的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一个是对中国来说——我们提到的双重身份,它到底是反西方的还是西方的,这个双重身份是很暧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国诱发出来的一种倾向。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英美学界出现的第三世界批评,后来被后殖民主义所替代,第三世界批评的江山被后殖民主义理论占掉了。但是后来占据者其实是多元文化主义,用离散政治的名义来代言这个曾经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有点战斗性的系统。这些离散知识分子——也就是在芝加哥,在哈佛,在牛津的这些印度裔华裔或日裔的学者,和 “承认的政治”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消费,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谋关系。齐泽克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到底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多国族的资本主义”。

沈奇岚(复旦大学视觉学院):为什么这些印度学者的到来会制造、引起我们的焦虑,我们到底为什么而焦虑,我们到底谈的是印度学者还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是后者。

印度学者关注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国际化。马哈拉吉回应高老师关于后殖民的双重身份,这是西方的还是反西方的,仔细看一下马哈拉吉的著作之后,我觉得他会说,后殖民是复数的,不是反西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其实他们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一个启示是,他觉得印度是非常纷繁复杂,用了一个词是chaos(混乱),这种混乱当中,存在着那种潜在的创造性,因为对中国的现实感觉很混乱,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混乱,我们怎样去挖掘这个创造性,这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任务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所在。

后来我听了查特吉讲座,我觉得他关心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时代的命运。当然,他觉得泰戈尔对物质文明的批判是非常有启示性的,而且他对当地的社区的复数性的强调,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第三位是杜赞奇教授,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在于对自己身份和命运的选择。我问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他说是想建设整个亚洲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圈,对亚洲命运的思考。

尼南贾纳的演讲内容是关于特立尼达岛的一个研究。我问她:我怎么用你的理论解释我现在想解释的中国问题。她就回答:你不可能用我的理论,你要从你的事实出发,然后建设你自己的理论,这样才算解释这个国家。霍米-巴巴给我一种安心,就是说,他觉得现代性文明也是野蛮,这是一个双生的姐妹,是不可能避免的。他跟我说,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收获,不是白白过去,白白回来,不是一个重复,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体验在里面,这不是一个推石头似的运动,而是一个不断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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