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春彦
因为一篇不点名的批评文章，谢春彦被画家范曾状告法庭，一番纠结过后，他感慨地对采访者说——中国文人骂不得呀！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刚刚告一段落的“范郭之争”，你因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署名文章《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牵扯其中。暂且搁开事件的是非曲直不谈，或许可以藉此剖析美术界的一些病相和乱象。
谢春彦（以下简称谢）：我那篇论笔墨的专业文章，最早发表在《艺术世界》杂志上，去年6月被《文汇报》转载了其中一小节。然而，就这么一段小文，会有人对号入座，还诉诸法律。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有些艺术家连起码的容言之量都没有。对此，我觉得很悲哀。我想起，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远比这篇文章厉害，有些指名道姓，有的写得很尖锐，但从来没有惹来官司。那时，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一般就在报纸上发商榷或是争论的文章。我的好朋友陈村当年就曾批评王蒙部长，调侃得非常厉害，王蒙也没怎么样。我自己曾先后与王蒙先生合作过八九本书，在我许多的插图中往往打油调侃，亦和平如仪也。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人，要有点责任感、气节，还要有点气度。
傅：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论争上，曾经有良好的传统。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相互之间对骂很厉害，但私下里并不交恶，甚至可能还是朋友。
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鲁迅和施蛰存有过三段笔墨官司，他骂施蛰存是非常厉害的，用的都是刻薄的语言，还骂他是洋场恶少。有一回，我去采访施蛰存，他还挺幽默地说，我是被鲁迅痛骂过的人，你也敢来采访？对这段公案，黄永玉先生告我说他做过专门研究，那时他还不认识施蛰存。他说鲁迅和施蛰存笔战三次，施蛰存赢了三次。但施蛰存并没有因为被鲁迅痛骂就告鲁迅，或是作出很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经不要太脆弱，中国人呀，尤其是文人，自视甚高的人，要有点最起码的民主思想，应该有点最起码的平头百姓的幽默感。
傅：往通俗里讲，就是不要摆高姿态，多点自嘲的精神。
谢：其实很明白的道理，一个人只有心理健康才会有幽默感。他敢于调侃，敢于自省，充满乐观的态度。要没有幽默感，我们得怎么应对这些凡俗、平庸的日子呢。虽然，我们说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是不好的，但其中有幽默感，这是一种充满平民化的元素，照我看应该肯定。
傅：现在文艺界普遍的情况是，可以“幽默”地相互吹捧。等到被批评，相互之间就幽默不起来了。
谢：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评论家，红包评论家，在玩黑色假幽默。他们到处写肉麻的吹捧文章。被捧的艺术家，开始还算有点自知之明，被吹捧一次、两次后就习惯了，时间长了就当真了，昏头昏脑找不到北了。对比一下前辈，我们应该感到汗颜。我的老师叶浅予先生，他是一个有巨大成就的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方增先请到上海开展览，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还说自己底气不足。我们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很震惊。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他还在反思自己文化准备不够。他的座右铭是知足常乐，在生活上，他没什么要求，但在艺术上，他精益求精。范曾先生曾经是叶浅予的弟子，他都忘了自己的老师是怎么教导的了？老师都道“知不足而学”，他却反对批评意见，“关起门来做皇帝”。
傅：事实上，一些大艺术家，在人格、人品上也有弱点和缺陷。
谢：我是这么看的：一些艺术家的确会有自身的弱点。但，大艺术家大都有一点老百姓意识、平民意识，他们很清醒，知道一滴水只有放到大海才不会干掉。因此，即使有人大肆吹捧，他们也不会膨胀得太厉害。因为，如果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他是画不好画，更做不成伟大的艺术家的。范曾先生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实事求是地讲，他也有一些不容易、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地方。打个比方，“文革”期间，我记得是尼克松访华前后吧，大多数画家还在按千人一面一格的政治性公式画画，他已画一点谢灵运，画老子出关，他可以说是最早这么做的，而且画得也比较好。平心而论，这方面，他比同辈的一般画家识见要高。客观地讲，他也看了一些书，他的国学功底比同时代的很多画家还是要略强一些，但没达到他自己所说的那个高度。还有，画谢灵运、老子出关在那个时代还行，但如果画来画去，几十年不变肯定是不行的，毕竟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他相同题材的画，我看了就不下几百张。从近年的画作看，甚至已经没有中年时候的那种力度了。画那么多重复相同的画，画到最后就没有激情了，不进则退矣。
傅：所谓当局者迷，艺术家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谢：古话说，观人观其友。一味恭维那个圈子，就会被捧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