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近些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迅猛发展，拍品动辄上亿元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天价拍品在促进艺术品市场继续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某些电视媒体不恰当的炒作，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老百姓，让本身缺乏投资渠道的民众觉得收藏文物艺术品能保值能挣钱，一时间“全民皆藏”。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
缺乏文物鉴定知识的老百姓想在艺术品市场中挣钱绝非易事。市场中赝品泛滥，古玩艺术品市场缺乏专业监管，各路“伪专家”招摇撞骗。人们迷信各大博物馆的从业人员，有些人具有真才实学，而有些人原来只是在博物馆搞行政，甚至是后勤人员，不具备文物鉴定的专业技能。电视媒体也成为打造专家的一个渠道，老百姓不知其中奥妙，没少被骗。
拍卖公司虽然有文物部门参与监管，但是在拍卖法“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在条款的庇护下，国内拍卖公司不作“保真”承诺。他们的行为全靠道德约束。知名拍卖公司为了公司的声誉与长远发展有较为专业的鉴定团队把关，而某些小拍卖公司则明目张胆地“假拍”“拍假”，降低了艺术品市场的公信力。
去年年底媒体爆出：一件现代伪造的汉代“金缕玉衣”被五位声名显赫的鉴定专家估价24亿元。而“玉衣”主人谢根荣凭借着五位专家的鉴定结果和伪造的555份合同向银行诈骗6亿元贷款。虽然这几位文物鉴定专家在法律上不负任何责任，但却给整个文博界蒙羞，人们怨声载道。
今年两会上，如何规范文物鉴定问题也成了来自文博界委员和代表们关注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家文物保护管理单位，按照职责负责故宫文物藏品的鉴定，同时按照政府职能部门的要求，提供公务性文物鉴定，除此之外，不承担对社会文物提供鉴定服务。因此，故宫博物院有规章制度规定，院内专家不得以故宫博物院的公务身份在社会上从事非公务文物鉴定活动，以及与文物拍卖文物市场等有关的藏品鉴定活动。
“整个艺术品市场和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在任期间对此有较多的关注，他感慨道：“艺术品市场无论是从老百姓的重视程度还是流通数量渠道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的发展以及文物流通领域的发展相关联的。以前制定的相关法规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出现了法律空白，给一些人钻了空子”。据张柏介绍，依照法律，文物部门只监管文物商店和拍卖公司，古玩市场中由于存在大量不属于文物的旧货和艺术品，因此一直以来由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协同管理。“问题基本出在古玩市场，随着艺术品拍卖升温，古玩市场中也出现了少量文物。文物部门曾经参与过管理却发现无法可依，而工商和公安部门又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这一块已成为目前所面临的难题之一。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上自发的文物鉴定机构有成百上千家。鉴定水平参差不齐，文物部门也无法对其进行专业监管，他们只需在工商部门注册即可成立鉴定公司。今后，这些鉴定机构文物部门要不要管？如何管理？都需要我们进行细致认真的调研。我认为这其中最难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就是鉴定机构的性质怎样确定。”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在议案中特别提出了“关于规范民间文物鉴定业务与行为的建议”。他认为对民间文物鉴定人员应实施资质管理。由省级以上文物部门通过资格审核和组织业务知识技能单项考试（按：有志者可通过一个个单项考试获得多项鉴定资质），颁发不同级别的责任鉴定员证书，方可从事某项（或某几项）文物鉴定。同时，建立此类人员文物鉴定业务档案，建立信用机制，实施动态管理。对于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且鉴定业务和行为规范信誉好者，可通过资格审核和组织考试，提高其作为责任鉴定员的级别；对于不规范有违规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并根据有关规定予以相应处罚，直至取消其文物鉴定资质。有违法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这一点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科研处主任余辉与李修松不谋而合。“普通百姓对于文物鉴定的需求日益增加，他们手中的藏品渴求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认证。然而事实却是，现在市面上的文物鉴定专家良莠不齐，亦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专门机构对鉴定家的资格进行认证，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建筑工程师律师医师教师等行业的认证工作。”余辉今年特别提交了一个关于规范文物鉴定活动的提案，他建议道：“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专门的权威机构，对从事鉴定文物的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其方式可通过笔试学术评审等手段，对合格者颁发资格证书，实行门类制，获得鉴定资格认证的专家可在指定的文物类别内进行鉴定，具有多项文物鉴定能力的专家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项文物鉴定资格证书。获得鉴定资格认证的专家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开设文物鉴定事务所，对鉴定文物费用的收取应真伪一致，不能因物真而多收款项，以防弄虚作假。在文物鉴定中，鉴定方只对文物的真伪品级品相艺术价值历史内涵负责，不应随意标价，以防疏漏。鉴定专家在鉴定事务所里可出具鉴定证书并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如有违法现象承担法律责任。工商税务部门应对鉴定事务所依法管理，发证机关不承担任何责任。”
提到文物鉴定，便不得不提及文物鉴定相关培训。《文物天地》月刊曾报道过社会上文物鉴定培训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开设数届文物鉴定研究生班，因系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从招生到就业，都在文物系统内封闭进行的。”而目前，“文物鉴定培训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纳入学历教育的高校培养，一类是非学历教育的社会培训。”纳入学历教育高校培养的例子如2003年初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招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90名新生。这批新生在三年学制内主修文物鉴定专业。“该专业参照博物馆藏品分类标准，文物鉴定专业开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类19门课程。”据悉，2006年4月2日，该专业近50名学生通过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并顺利毕业。非学历教育的社会培训也在2003年有所体现。上海某培训机构经申城市劳动局批准开办古玩鉴定师资格培训，毕业学生将授予助理古玩鉴定员古玩鉴定员的职业资格。“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管理体制，由国务院劳动保障人事行政部门综合管理，通过学历认定资格考试专家评定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进行评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以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鉴定和证书的核发管理。人事部门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评价和证书核发与管理。查询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网站确认，当时，上海仅有此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古玩鉴定技能培训。”
李修松在议案中也谈到有关社会上文物鉴定培训机构的管理建议：“举办颁发毕业（结业）证书的文物鉴定培训班，都必须获得省级以上文物部门的许可，对其加强管理，并在相应的政策法规条文中予以规范。”
韩美林等文艺界政协委员建议，建立艺术品评估体系，即成立国家级艺术品鉴定机构指导拍卖评估，由权威专家鉴定与科技检测相结合，并全程公证。同时，为保证拍前鉴定的独立性，鉴定师不应与任何拍卖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此外，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应尽快推动拍卖法的修订，对虚假鉴定联手做局等涉嫌欺诈行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须追加刑事处罚。
张柏亲历了艺术品市场这十几年的发展变化，他说道，现在发展形势大好，国内外及行业内外，特备是普通老百姓对此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关注好的方面，自然也关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问题。下一步能否继续繁荣的关键，是我们管理部门能否抓住现在这个机遇，拿出新的办法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呼吁规范文物鉴定，这正是我们大有所为的时机，解决好问题，市场才能真正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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