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研讨会”怎么开》（8月23日第24版）；另一篇是《民间文物鉴定亟需依法管理》（9月8日第9版）。两文都有的放矢，针砭时弊，旗帜鲜明，说理充分。笔者有同感，同时也有几点看法不知可否作为这两篇文章的补充。
两篇文章所谈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文艺作品研讨会，一个是文物鉴定，从法制层面和道德层面上说，其实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掌权者如何遵纪守法，强化规则，我把它简化为“守则”；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如何坚持客观标准，把牢职业操守，我把它简化为“守节”。目前的文艺评论和文物鉴定，都碰到这个问题，似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
先说“守则”吧。人们常说，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期”，许多事情“无法可依”。这话有些道理，但不完全。现在的问题是，更多的情况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最近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金缕玉衣”事件，是“无法可依”还是不守“规则”呢？民间文物鉴定是存在强化规则的问题，但“规则”总是有的，比如是真是假，是正品还是赝品，这总该是公认的“规则”吧。而“金缕玉衣”事件，是简单地违反了“游戏规则”，还是涉及经济犯罪问题了？几个专家说，这个“金缕玉衣”值24亿元，你银行就大胆放心地给骗去10亿元的贷款。是“无法可依”吗？作为有关领导，特别是金融贷款的掌权者，不去想一想，作为“国宝”级的“金缕玉衣”全国有几件？他一个人就拥有两件，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你一下子就给10亿元贷款，用“无法可依”的借口，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掌权者为什么没有遵纪守法，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当另说，没有“守则”，至少总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吧。
说到有些文艺作品研讨会，也有一个“遵纪守法”问题。文艺作品研讨会，本来是一种文艺评论的方式。过去很少有研讨会，文艺批评照样健康进行。现在诸多研讨会，倒使文艺批评有些“变味”了。有些研讨会，会场越来越豪华，宴会越来越上档次，厚厚的“红包”送上来，还说什么“微薄车马费”。有些地方领导有私心，不惜花公家的大钱，把研讨会搞得“排场”一些，自己也好在全国媒体上“露露脸”，这恐怕就有失公心，有违财务规则了。他们挥霍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公费，这是纳税人的钱啊；如果是老板“赞助”，恐怕也不会有那么便宜的“免费午餐”。因此，从法制层面上说，有些所谓“研讨会”和“鉴定会”，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们再来说“守节”。我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重视“节操”的。自从京城文艺界研讨会之风兴起，有些评论界人士也就开始“失节”了。早在十多年前，大概是1995年左右吧，就有人批评文艺评论界出现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失去了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象。当时还有些争论，有位评论家在他的《开会与文学》一文中记录过这场争论。十多年过去了，此风依旧，而且愈演愈烈。有些经常“光临”甚至“承包”这种研讨会的人，久而久之，被人称为“国家级评论家”，好像他的话就代表国家，代表党，他肯定的作品就是国家对此作品的“钦定”。而这些人因忙于“赶场”根本没有读作品原著，就在研讨会上大发议论，对某些作品大加吹捧。有些作品就据此拿了全国大奖，作家也由此提了级分了房，得到许多实惠。至于最近出现的“金缕玉衣”事件，就更“不靠谱”了。有人说，专家应该有“资质”。那几个被人公认的文物鉴定“顶级专家”，该是有“资质”了吧。不知出于什么力量驱动，也“走火入魔”了。他们仅仅隔着玻璃罩看了看，就签署了鉴定证书，致使国家蒙受了多少亿的损失。不说这些专家拿了多少“车马费”，从道德层面上说，他们的这个举动，也有失大家风范，恐怕也是一种“失节”行为吧。其实，我们许多老专家品德是高尚的。“文革”前，我作为记者多次参加过中国剧协举办的省市戏剧晋京演出座谈会。我记得像田汉、张庚、王朝闻、郭汉城等一些戏剧专家，他们很认真地发言研讨，开会开到12点多，连个工作餐也没有，各自回家吃饭，更没有什么“车马费”。他们的高风亮节，令人十分感动。曾几何时，有些文学作品研讨会变味了，文物鉴定变味了。我们的某些所谓“国家级评论家”，还有如 “金缕玉衣”事件的几位顶级专家也变得那么“世俗”了，在会上胡说一通，在会下写个不负责任的鉴定书，难道不是一种“失节”行为吗？要知道，手握审批权是掌权，掌握话语权也是掌权。掌权就要为民兴利，就要公平、公正。你胡乱使用话语权也应当感到内疚和自愧啊！
不久前《南方周末》有关徐悲鸿的人体画事件，似可再为一佐证。 （缪俊杰）
依笔者愚见：有些形式主义的研讨会应该少开或者不开。一些太离谱的文物鉴定应该杜绝。那些掌握经济实权和话语权的人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守则”和“守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