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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美术馆应介入当代历史 普及需考虑受众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3-03-19 09:06:44 | 文章来源: 南方日报

《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


    一位艺术“行者”的探索之路

  作为长达20年的美术馆从业者,王璜生将对这个与他的生命已然密不可分的事业的所观所感,尽然倾吐纸上。各种文体杂陈于一书,既有专论、演讲,又有评论、访谈等。其笔触亦显多元,或平实、或新颖、或尖锐。一言一语,皆以亲身经验作注,对业内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剖析。该书既可帮助门外汉了解美术馆背后的工作进程,也为同行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工作指南。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对作者王璜生进行了采访,就书中所论及的业内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

  作为我国著名美术馆研究者、美术理论家、策展人及艺术家,王璜生曾参与广东美术馆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多年。在任期间,他成功地将当代先锋艺术力量召集到广州,使之成为华南实验艺术重镇,其中尤以他亲手打造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最为人所熟知。2009年,王璜生结束了他在广东美术馆长达12年的工作,出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一职。他的到任,也使得这所拥有超过半个世纪收藏史的美术馆,迸发出令人惊叹的生命活力。短短几年里,他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价值和前瞻性兼具的展览,相继推出的“泛主题展”和“未来展”两大双年展品牌,让业界为之瞩目。

  王璜生不仅是一名敢于尝试、引领潮流的“行者”,他在学术上也以新颖独到的见解而著名。在《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一书标题,作者便开宗明义地点明了他探索多年的“知识生产”的概念。王璜生认为,美术馆就是创造知识的空间。他将“知识生产”比喻为“美术馆的发动机”,从展览、收藏、评价到研讨,都围绕构建公共知识体系。

  “知识生产”的概念在西方早有成熟的表现。自其诞生之初,美术馆便展开了建立“百科全书”式藏馆的尝试。所谓“百科全书”,并不仅从收藏的角度着眼,更强调通过对藏品的分类和诠释,以生产知识、并对知识加以展呈。然而,由于国内的美术馆起步较为滞后,真正意义的美术馆成型也不过百年。近年来,美术馆虽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大江南北,而“美术馆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也盛行一时。但与之相较,目前美术馆办展方面的反应仍显被动,对美术馆的评价也缺乏行内公认的准则。种种乱局与迷思,触动了作者关注和研究的愿望。

  作者在美术馆界“十年如一日”的求索,及其多重身份的实践与尝试,使得他的文字因而理据充分又真实可信。王璜生认为,中国的美术馆事业“任重而道远”,首先应虚心向外学习,并踏踏实实做好本分工作。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也指出,作者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了“在实证经验基础上进行学理探讨”的鲜明特征,而且“问题意识与实践意识都十分强烈”。

  李公明尤其注意到,作者对“将美术馆展览仅限于知识”的现象作出的批判和反思。王璜生始终坚持,美术馆的一切,无论是美术馆的收藏、环境,还是知识生产的目标对象,都应该首先站在“人”的角度来讨论和考虑问题。在美术馆“公共性功能”的问题上,王、李二人亦所见略同。所谓“公共性功能”,即美术馆有责任为思想的自由碰撞提供表达空间。李公明还补充道,“公共性功能”实际上是与“知识生产”并行发展的,这一特征比美术馆提供的知识本身更具超越性和普遍性,也更居核心地位。

  当然,除了理性的思辨与尖锐的洞见外,书中收录的文字,也不乏感性的肺腑之言。对于王璜生来说,20年的美术馆工作早已不只是一份单纯的职业,而在工作、学术和生命之间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自序》里,王璜生回顾了自己从事美术馆工作的心路历程。他表示,尽管外人看来,他对美术馆的工作已近乎着迷,然而他仍然对其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感”。作为美术馆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王璜生以美术馆的角色、性质和使命为题,作为“台前幕后”文集的“头炮”,向读者更立体化地呈现其“对‘知识生产’的认识和实践努力”。

  自主与监督推动美术馆进步

  南方日报:您在书中谈到,美术馆应该包含“四个意识”,即自主意识、史学意识、文化关怀意识和公众意识。您认为四者之中,哪一种是当前我们所最为缺乏的?

  王璜生:从目前来讲,我们最缺乏自主意识和史学意识。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美术馆必须是学术自主的,也需要具备自主学术意识。我们现在很多的美术馆都在被动地做展览,缺乏自主策划、研究等的能力,因此,没有自身“学术”的形象。当然,自主意识也不单指学术,还包括美术馆的整体运营。运营的自主性,不是说不需要政府给钱,美术馆作为一个公益文化机构,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是必需的。但是,美术馆应该有自主运作的能力,包括与社会的机构、个人等的合作,接受社会的支持与监督,更主动的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等。这样才能使一个美术馆真正进行学术生产和传递。

  南方日报:您认为我国美术馆在运营和赞助方面,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王璜生:首先,国外的美术馆起步较早,历史积累很厚,公众和社会对美术馆本身都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严格的要求。因此美术馆自己也具备相应的文化自律性和通识标准。其次,国外有减免税收的政策,将本来可以归入国库的钱,下放给民众和社会,又反过来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文化事业。这种方式是很重要的,它使许多个人和企业支持文化公益活动。他们可能出于个人的兴趣,也可能通过咨询和比较来选择支持的对象。而美术馆也会受到制约,它必须作出社会所要求的样子来。它们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兑现对社会的承诺。再就是,他们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和监督的机制,如通过基金会或董事会,或社会舆论等,来管理和监督好社会资金及美术馆的运作。

  总的来说,西方的制度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的美术馆历史很短,而且,从策划到布展都缺乏标准,就连美术馆界也很难说出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其次,我们也缺乏政策,近年虽有调整,但实际运作非常艰难。在资金上,我们缺乏独立性和监督。美术馆本身也缺乏自主性和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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