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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应介入当代历史
南方日报：您在新书里多次提到，美术馆应当对传统艺术进行梳理，同时还要关注当代艺术。您认为目前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璜生：其实，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个保护文明和记录历史的机构。它需要在保护中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发掘，并重新赋予它们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主动介入历史、尤其是当代艺术史中去，凭借专业的精神对历史进行判断。否则，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就会漠然。现在，中国的美术馆，连自己20世纪的美术史都没有办法以藏品来较完整地展示陈列和述说，这说明我们没有对过去进行好好梳理和收藏。而最近广东美术馆举办的“风·雅·颂——广东美术馆开馆十五周年馆藏精品展”，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藏品，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藏品，这是由于我们当年有这样强烈的收藏意识，主动介入正在发生的历史的缘故。
南方日报：您认为美术馆介入当代史的姿态应当如何?
王璜生：介入当代史固然重要，但这里也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当代史是需要沉淀的，所以我多次强调必须以更为客观和专业的精神来介入，需要有“史学意识”和一定的距离感。比如我们做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就是对90年代艺术进行梳理，当时是2002年，已经有了几年的沉淀，这样的态度就比较客观。但“冲在最前面”也不是不行，关键要看怎么做，怎么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美术馆应该把握好每件个别事件和整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来体现它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和责任。
南方日报：您在书中大篇幅地提及摄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您为何特别关注摄影?摄影在美术馆中应承担怎样的职能?
王璜生：摄影这个行业，在西方是非常受到重视的艺术门类，因为它和现代艺术人文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在国内摄影一直没有被真正地研究和收藏，也没有作为一个人文历史的重要部分来展示。在欧美，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就大量地收藏摄影，此外还有电影、设计、建筑等内容。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现代美术馆所应当吸纳的。然而，我们现在还是老盯着几幅画、几件雕塑，而对当代艺术门类的关注，还只停留在口头上。另一方面，国外对摄影的收藏，在技术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用多少温湿度的环境来保存才是最科学的，摄影的修复应该怎么做等等，都有非常科学的指标。这些我们实在差得太远了。
艺术普及更需考虑受众需要
南方日报：您怎样看待美术馆作为“公共空间”的职能?
王璜生：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应该更多地去体现它的公共性。就像哈贝马斯提到的，“公共性”是指：多种意见都能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获得他们的发言权，同时也能在其中共同协商，实现彼此的认同。对美术馆来说，它也应该成为更独立、丰富、存在各种争议的声音、并且彼此碰撞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美术馆现在也越来越呈现跨学科的趋势，各学科都可以介入，并碰撞出许多新的思想和知识。这也是当代艺术界的普遍工作。
南方日报：您曾经谈到，“公众”一词是需要划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目前美术馆为普通观众提供普及化服务的做法，还存在什么不足?
王璜生：在国外，“公众政策”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美术馆的日常工作也非常重视对“公众政策”的研究和利用。他们的服务不是说来的人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对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务：对专业公众提供专业的服务，对普通观众提供普及化的服务。广东美术馆一直是坚持学术精英主义和社会文化服务平民主义相平行的做法，即美术馆应该是以具有分量和高度的文化知识，用最开放的方式为社会和公民服务。
而我们现在美术馆免费开放之后，只是很笼统地追求观众量，这是不够的。当然，现在我们让更多的普通观众走进美术馆，这个趋势没错。但公众在这里需要获得什么?获得的途径如何?这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南方日报：您在书中曾表示，大学和美术馆之间存在共同理念。您认为，美术馆应如何体现其公众教育职能?
王璜生：现代的大学教育和博物馆美术馆都同样拥有一个崇高的理念，即弘扬人文精神，加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传播，提升社会的人文理想和公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可以说学问、思想、精神、教育、素质，成为了“大学”和“美术馆”的共同理念和责任。
现在很多美术馆都很重视公众教育方面，但多数还是比较表面化。比如说，很多美术馆一谈到公共教育，就想到教少儿画画，或让一群人到展厅画画，或者提供一些导览服务等。随着美术馆的发展，这样的公共教育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提供更为学科化和多样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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