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色演出
《北京杂种》对于崔健而言，更多是一部纪录片。曾为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拍摄MTV并得到国际MTV大奖的导演张元，用略带躁动的视角记录着那个时候的崔健。“我就是自己，没有演什么。”除了最后一场戏是专门搭出来的之外，《北京杂种》中都是崔健和他的乐队当年的真实生活。
2001年，崔健在俞钟导演的《我的兄弟姐妹》中扮演一位身为音乐老师的父亲，该片曾创下当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但崔健对这次“触电”并不很满意，他称之为遗憾：“我演的是前半部分，可能我想象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很接近的一种叙事方式，后来就发现并不一样，后半部分讲故事的方式是皆大欢喜，或者说是大团圆。我想要什么不重要，我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个人想法，我只是觉得影片最后的寓意应该更多点。现在变成了皆大欢喜，大家看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走了就完了。”
但如果电影作为一种声音渠道的话，那么“老崔有话要说”。在音乐这个发声载体之外，他又选择了电影，但这条路走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2005年，崔健一直想做的电影《给你一点颜色》终于在筹备多时后看到了一些曙光，这部他自编自导的影片通过了电影局的理想报批，甚至到了马上就要开拍的地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搁浅。
初试用电影表达自我
直到2007年，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才让崔健初次尝试到用电影表达自我的滋味，虽然整部片子不到8分钟，但在网络上获得了高达千万次的点击，毁誉参半。《修复处女膜年代》入围了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和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契机是《给你一点颜色》的合作方发来的邀请，对方希望崔健拍摄一个最长3分半钟的短片。在更多人看来，这像是“音乐教父”的业余玩票，但崔健显然想做得更多：“他们给我邀请后，我说那顺其自然吧，我有想法就做，没有想法我绝对不做。我肯定是有话要说的时候才会有创作的欲望，我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什么样的主题既允许你讲，又能够吸引人们对你的关注，同时你又不说谎话，同时又不是去讨好投资人或是讨好听(观)众，总之是各种各样的平衡你都要把握住。”
现在回头看《修复处女膜年代》崔健还是觉得有遗憾，他说：“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妥协，拍摄的过程就是妥协的过程，和你想象的东西是一步一步地让，最后让成了一个半成品的感觉。这也是因为经验不足的原因造成的。”
源于创作冲动的命题电影
也因为有了不成熟的《修复处女膜年代》，2008年底，崔健又接到来自电影的邀请，成为电影《成都，我爱你》的三位导演之一，负责执导大约占全片三分之一、时长30分钟的内容。和崔健一起为成都这座城市讲故事的还有香港导演陈果和韩国导演许秦豪，和这两位专业导演相比，崔健的特点显然不在技术上。
“他们俩做电影就像我做音乐一样，有一个非常熟悉的程序在里面，依靠惯性就能够干下来，而我需要一个启动，我得从启动前的工作开始做起。我不是积攒我的时间和能力，是在积攒兴趣。”
《成都，我爱你》的最终结构是由三位导演分别拍摄成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听上去很像一个命题作文，当崔健剪完初稿后放给一些朋友看的时候，也造成了这种误会。崔健说：“我发现有些人对于命题作业的期待本身就不高，他们认为我这个是命题电影，而不是一个艺术家源于冲动动机的创作。”
而对于崔健来说，《成都，我爱你》恰恰是他源于冲动的另一次创作。崔健说：“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物质都有它的能量。我认为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特别多有能量的东西。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的艺术是在保护人性格中最本能、最原始的东西，东方没有这个，东方把这些东西看成一种野蛮，一种丑陋。这是审美的不同。其实我们中国在认为不野蛮的地方恰恰体现了野蛮，野蛮总是有体现的地方，这个人是跑不了，而恰恰那些真的能够体现人生命中最本能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又没有了。
崔健基于这种冲动，开始去构想一个成都未来的故事，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他能抽象地去创作，完全的空想，而不仅仅停留在故事和表演层面，正是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大纲，片方调整了陈果和许秦豪的部分，形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一个整体的制作结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