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北京之行的印象，业界中浮沉已久的斯托对艺术圈的气氛自然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虽然考察期只有短短几日，但其言辞却屡中要害。就中国的当代艺术全景而言，斯托认为中国的摄影、影像、行为等艺术形式都已经非常国际化，并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无论是艺术家拥有的自由度，还是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都令西方世界感到惊奇。然而，另一种局面又让他多少感到有些失望，那就是一些艺术家为了向市场推销自己，而不断重复自己赖以成功的风格，为了商业上的回报而停滞不前。斯托希望那些真正有雄心的艺术家更多地去说“不”，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去研究、发展和超越自己，从一个艺术高度达到另一个艺术高度，而不是永远去怀念自己在北京成名的那一刻。“从艺术品交易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远见，”斯托解释道，一两年内不做任何的展览，潜心来发展自己，对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来说，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其实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最终会受益更多，“如果你现在学会了说‘不'，将来人们会加倍期待你说‘是'”。

　　斯托坦言，即使像 798这样海外闻名的艺术中心，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里的许多艺术家把自己知名度有多高、卖到多少价钱、卖得好不好看得比艺术本身更重要，“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于物质极其丰富的地方的人来说，不得不有一些担心”。斯托以他非常相熟的艺术家路易斯·布尔茹瓦为例，这位当代大师的名字已经被奉为传奇，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博物馆都在努力收藏她的作品，然而她每天的物质生活只不过是吃沙丁鱼、喝喝茶、穿着睡衣而已。而在西方，成功艺术家这样的生活状态实属司空见惯，他们可能一整年都不会谈到任何和金钱有关的事情。“可能是他们过惯了穷日子吧”，斯托略带调侃地说。在他看来，如何全身心地关注艺术本身而不脱离自己本来的轨道，是中国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都面临着的巨大挑战和考验。

　　中国国家馆：任重道远

　　斯托同样津津乐道于自己对中国国家馆的期待。因为今年的圣保罗双年展取消了国家馆，使得威尼斯双年展成为目前惟一一个设立国家馆的国际艺术大展。在他看来，国家馆的存在有其重要意义，因为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馆中对本国艺术进行定义，而不需要为了去迎合别人而做一些不真实的表现。当然，国家馆体制本身也面对着一个难解的症结：很多时候艺术的展示变成了国家间的政治较量。如果不清楚上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结构，基本上可以到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分布图里去考古：国家馆聚集的中心地带——绿园城堡的空间已完全被先期入驻的西方发达国家瓜分，其他数十个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参展国，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自行寻觅展场，对“位置为王”的展览来说，国际政治中的强者逻辑由于地皮的稀缺而凸显得更加强烈。中国馆虽然已经进入了威尼斯，但如何从临时搭台过渡到一个拥有永久居所的国家馆，仍然是一场复杂的谈判。因为组委会虽然已经承认上一届的中国馆展场、位于军械库展区的“处女花园”已是“中国的场地”，但如何利用这一片有“场”无“馆”的露天空地，无疑对任何一位策展人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正是为了改变旧的国家馆体系，作为一次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尝试，斯托将属于自己的主题展空间——军械库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设立了三个临时国家馆：土耳其、印度和非洲联合体，这三个国家和集团均是首次以国家馆身份参展。另外，东道主意大利的国家馆也将从处女花园迁出至和中国馆毗邻的位置。这样，如果明年的中国馆仍设立在旧址，军械库展区就将有五个国家馆，形成独立于绿园城堡之外的另一个中心，尤其对中国馆来说，和东道主做邻居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当然，利用和改造场地仍然是中国馆面前最首要的攻坚任务。斯托直言，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确实有不错的作品，但是由于场地的限制，一些只能在室内展出的作品，不得不被塞进处女花园旁边堆满了油桶、可用空间异常狭窄的油库，导致视觉效果非常粗糙。如何改变原来因陋就简的局面，将国家馆的外观提高到国际水准，是 2007年中国馆入手要解的第一道题。斯托提出了一个曾与上届中国馆策展方交流过的构想，即在中国馆的建筑展和视觉艺术展之间实现对接，先根据建筑展的设计来搭建中国馆的建筑，再把隔年举办的视觉艺术展的作品纳入这个建筑之中。当然，这个计划稍微显得有点乌托邦，因为这样一项工程不但耗资巨大，而且要得到意大利方面的积极配合并非易事，“意大利是一个古老和保守的国家，你们要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