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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克访谈录:从“白洋淀”到《今天》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7-12 19:02:12 | 文章来源: 凡的艺术空间

王士强

芒克老师,我主要想与您聊聊您早期的、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就从一开始谈起吧,您最早和诗歌接触,读诗、写诗是什么时候?

真正的读诗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时真正地开始读自己比较喜欢的诗。上学课本上那些都算不上。我66年就不上学了,“文化大革命”嘛,那时刚上初二,过后几年什么也不做就在家呆着,“文革”中我父亲出事了,他原来是国家计委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工程师,人家说他是反动技术权威,有问题。那个时候很荒诞,学校什么活动也不让我参加了,就连下乡劳动也不让我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去过学校,和学校基本上没关系了,一直在家,一直到69年初去白洋淀插队。我去白洋淀插队也是老多多(即诗人多多,这是老朋友之间的昵称——访谈者注)给我拉去的,他到我家找我,让我一起去插队,那天我正在家发高烧呢,当时我想去是因为父亲挨整,家里也很乱,就想离开家,觉得离开家是最好的。年轻,觉得跑外边挺好,挺乐意的,就和多多一起走了。插队和岳重(即诗人根子,岳重为其本名——访谈者注)一个村,他是68年12月去的,他们几个人早点,我和多多是69年1月份去的。

在白洋淀插队期间看了不少书吧?在那里生活怎么样?

到那里还没开始写,有诗可查的都是71年写的,不过70年就萌动写诗的感觉了。在那看的主要有《洛尔迦诗抄》、《马雅可夫斯基全集》、《草叶集》等,还有勃洛克的、叶塞宁的,大都是个别的诗,不是诗集。还有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当时出版的也很多。黄皮书、灰皮书看了不少,比较仔细看的有克茹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雷马克的《凯旋门》、《生死存亡的年代》等,这些东西。有书就读,传统写作的东西像德莱塞、莫泊桑、左拉,那个时候也看了不少。那时有兴趣看,在农村呆着没意思,精神上空虚。

我们那时也不是说在农村一呆呆半年,顶多呆三个月就回北京了,一年基本大半时间在北京。我69年1月份去的,70年一年基本没在白洋淀,到处乱串去了,去内蒙、山西了,号称流浪。回来时我记得很清楚,工分只有70分,让我给队里交钱,说我欠他们的,我说为什么欠你们的啊,他说你吃我们的粮食啊。我在白洋淀呆了七年,基本没怎么干活,总是欠队里的,最后一年让我教了一年书,教与不教都给记满分,那年还好点。像我扛麻袋扛不动,干什么也干不好,不适合干那些。后来和村里人熟了,有好吃的就喊了我去,我也用不着干活。有时生产队长喊,“起来干活了”,一看不去,就算了。我这人随便惯了,我的插队生活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那管的不严,爱干不干,等于躲风头,没受太多苦。比老百姓好一点,有吃有喝,鱼虾都能弄到,有时偷偷下网,或者别人下网他们给弄出来,反正白吃呵呵。要说苦就是冬天冷,没炉子没火,睡觉要戴着棉帽,但实际上没受什么大苦。

你和多多,岳重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三剑客,你们三个人中谁写诗最早?

多多认为岳重比较早,他写古诗词,词牌格律,他的那几首比较长的诗,《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注明是72年的,71年我没见到他写的东西。我71年大概写了七首还是九首,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两首,72、73年我写了很多东西,不当回事,有的烧了、有的没了,后来保存下来的也是一种侥幸。再后来回到北京,那都到78年了,老北岛(即诗人北岛——访谈者注)跟我说有人传抄你早期那些诗,赵一凡手里存了很多,那才敛吧敛吧收集起来。我们那时也没想把它留住或者把写诗作为什么东西,也没想发表也不可能给我们发表,没有特别当回事。老多多写诗我所知道是73年,之前写不写我不清楚。老根子的是72年这是肯定的,他不轻易给人看,他就那么一二年写,后来唱歌去了,他本钱很好,那个时候招文工团,就被招到中央乐团,男低音。

当时写诗政治上的压力大不大?我看您的作品具体写作内容好像和政治距离挺远,相反和自然、和人性比较近一些。

那个时候人都什么脑子,都“左”得不得了,我是接受不了这种东西。在农村挺好,城里一天到晚大喇叭喊口号,农村相对来说与外边比较隔绝,尽管农村也武斗,也有造反派,也有持枪乱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争来争去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基本上没参与。后来我想想我跟“文化大革命”没什么关系,幸好没什么关系,我没当过“红卫兵”,也没造过反。当时我就感觉不是很好,特别反感运动中抓人就打、暴打,这不是欺负人吗?完了人家还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那时候不让我参加“红卫兵”,我也很反感那一套,就在家呆着和院里的孩子一起玩,插队的时候和老百姓一起玩,爱呆哪呆哪,什么农村不农村的,也没想我是北京来的、城里的,没这些概念,跟他们都处得很好。

写诗也都是莫名其妙、说不出来的,现在看一些早期的诗我都怀疑是我写的吗?当时写这干嘛?不像现在这些人写诗就比较认真了,当回事了,句子啊语言啊思考得比较深,当时不去想这些,随手就写,有很多有毛病的句子,留下来就留下来了、毁了就毁了。当时我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初中二年级然后就随便翻了翻诗和书,但我们有一点挺好,就是没有束缚。当时我们写诗,就是学习西方文艺思潮,就是打破一切常规,很自由地去想象,我最初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产生的。虽然我们也看中国的一些古典的、现代白话文的诗歌,不是我们不想借助,是天生就杜绝。我就是随意去写,也不想给别人看,看也就那几个人,也不打算发表,如果当时不留下来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有时候写点抒情的东西,也是受西方的影响,受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也有,怎么写谁也不知道,想怎么写怎么写。

当时写诗有什么阅读方面具体的触动吗?

最初写诗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无事可做,我又不是天天去干活。当初看那个马雅可夫斯基小传,写诗人的生活,我一看挺有感触觉得诗人挺好,挺有意思,无形中也学人家一些皮毛。看了那个《在路上》,我和彭刚也成立“先锋派”也“在路上”了,没几天就狼狈不堪地回来了,那是一种激情吧。那时候我们几个人都是搞绘画、音乐的,都是对文学、艺术有兴趣的人,天生就喜欢。那时候看国外印象派的绘画看得比较多,印象派、达达、野兽派我们都看了、都知道,而且吸收得也比较快,学人家的表面的东西比较多,而真正受一个人的诗的、句子的影响并不多,主要就是有一个个性的开始,想要展示自己的东西,初级阶段呵呵。

您和彭刚成立了“先锋派”,然后还一起去了武汉?这可真是年轻人干的事,很勇敢,也很叛逆。

去武汉是72年,我们俩成立了“先锋派”之后去的,特别天真。彭刚是艺术疯子,被称为“小凡高”,他比我小二岁,52年出生的,很有天赋,有些古怪的想法,当代绘画圈子里他的才气确实值得欣赏。我们俩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商量成立“先锋派”,别人想参加我们还不要。他父亲是搞煤炭的工程师,“文化大革命”自杀死的,家里也没有颜色,就画广告色。我们在路上回来以后他画了几幅画给我看,我坐在那个简陋的破车站里,有点像凡高,昏暗的灯光里睡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因为是扒火车嘛。这对他触动很大。

早期写诗写得多吗?接触的其他人的早期的作品有哪些?

当时我们都比较痴迷于诗歌,就是你不可能得到什么,还在那儿坚持写,居无定所,也不知为了什么,就是写。那时写的量是最大的,73年我写的最多,存下来的也是73年最多,几首长的诗,《绿色中的绿》、《第二十三个秋天》早就没了,留下来的都是短句,短句好记啊。留下来的也都很偶然,要不是有人留下来就都不记得,就没这段历史了,你说你写诗有什么证据啊,我们谁也没看过。我看到多多的是73年,老北岛的是72年看的,一首,《金色的小号》,别的没看过,大量的看是78年,他出了本诗集叫《陌生的海滩》,自己油印的,后来很出名的一些诗都在那个诗集里。没看见过彭刚的诗,他基本上是绘画。那时候有好多绘画的人,因为我们当时去铁四区鲁燕生、鲁双芹他们家,鲁燕生画画,严力、多多、根子都去。他们家宽敞点,家里大人也不管,聚一聚,主要是画画。插队回来没事,没地呆就去他们家。

这就是后来很多文章都称为“诗歌沙龙”的?当时有哪些诗歌活动?

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么一个小圈子,不知沙龙是啥,就到鲁燕生家里就完了。画画、写诗,大家都没当成事,就是热爱,成为朋友就是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当时不敢搞什么活动,跟活动毫无关系,没有诗歌朗诵之类,就是写点东西互相看。去他们家就是聊天、喝酒、吃饭、看人家画画,就是年轻人混日子,一天一天的。圈子很大,人挺多,年龄基本上以初中生为主,高中生都没有。后来多多谈到的,包括他们写的诗我也没看过。我最早所知道的,60年代开始写诗的,就郭路生(即诗人食指,食指本名郭路生——访谈者注)一个人,他的诗也是70年代初才看的,那时我已经开始写诗了。第一次知道郭路生,还是别人给我朗读的,《烟》和《酒》,那时我们对这比较有兴趣(笑),还不是《相信未来》呢,“燃起的香烟中飘出过未来的幻梦,/蓝色的云雾是挣扎过希望的黎明。”好像是这句,有点意思,但它比较琅琅上口,方块诗,跟我们当时那个路子不大一样,老北岛说受他的影响很大,这我相信,但我写的不受他的影响,我和彭刚是很自由的路子,老郭很传统,受何其芳、贺敬之他们的影响,我们俩最早玩西化。老多多抄了很多的诗句,老根子也有艾青的短句,还抄了国内一些老诗人的句子,整诗没见过,都是一些句子。我基本上还是受西方翻译体系影响,“先锋派”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当时法国绘画就有“先锋派”,我们当时就认为先锋和前卫一样,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人,就是与众不同的、最新的东西,标新立异。那个时候人都生活在一种什么状态里,我们正好家里没人管,学校没有了,生活在农村,和社会没多大关系,彭刚也没工作,很早就很独立了。我当时回北京都是很独立的,从来不跟家里打招呼,不是住在家里,都是住在朋友家,所住的朋友家不是父亲死了就是下放干校,没大人。一帮人在一块有点钱就混饭吃,那时都很穷,买盒烟大家分几根抽。

当时接触的写诗的还有谁?

当时我知道写诗的除了多多,根子,后来严力跟我们在一起写。我们这还有一个叫马佳的,也住计委院里,他那时写的很多也很长,还不错,那时候他在我们圈子里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老多多和他挺熟悉的,办《今天》杂志以后就不再联系了。72年认识的老北岛,我看他的诗比较少,是城里的好朋友,他去白洋淀找我们玩过,我们认识还是别人介绍的,他是四中的我是三中的,那时候年轻人狂得没边,还没写出什么东西呢就互相看不起,但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各闷各的,等见了面,啊你这个句子不错,就这样。后来我76年回到北京,与北岛关系更密切了,交往也比较多了。平时也很少谈诗歌,他78年油印那个《陌生的海滩》,我才大量地看他的诗,哎,不错。他撺掇我也出本诗集,我说没诗啊,他说帮我找找,我和赵一凡也是通过他认识的,在赵一凡那里找了许多,宝宝,他弟弟赵振先也给找了几首,再加上现写,也油印了一本,就是《心事》。手刻的蜡纸,北岛给印刷,黄锐设计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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