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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似乎70年代初期写诗比较多，此后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
写诗最热闹的也就是72、73年，到了74年好像有个大抄什么的，莫明其妙地办学习班。老多多没事，老根子被抓进去几天，我被关进去三天，关到国务院宿舍地下室，据说是江青搞的吧，挨个提审，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出来了，也不告诉什么原因。像我那么大的年轻人，关进去好几百，打那之后，就比较少来往了。尤其是75、76年，我75年好像没写什么东西，76年1月回北京的。那时候我们确实也没把写诗很认真的对待，真正地认真对待是在78年之后办《今天》杂志，面向社会，面向更多的人了，从那时候才真正的把写诗当回事。
我觉得你这一时期的诗写自然、写感觉和内心的比较多，很本色，也很有想象力。
我还是写人本身的东西，写人性的，人的感觉、人的直觉、个人的感觉和自然的东西，其实人的所有哲学体系都是和自然界有很大关系的，相对论。文学啊思想啊也是一样，它也跟自然界有关系。诗歌也是一种形式、一种语言艺术，其实最精彩的诗，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说出了非常深、非常绝的东西。我就看现在有些诗写得绕来绕去，很玄的那种，其实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啊？毫无生命的一个个句子。好的诗毕竟应该还是活的，但是要写出特别好的语言，很简练又很有新意，有独到的想法，也很难，不是人人都能的。一生中你能写出几个好句子？大部分都是字面的意思。你出一本他出一本其实没人看，没有存在的意义。
北岛的诗和你的风格不太一样，他的诗与政治的关系比较紧密一些，对抗性、意识形态性比较强。
老北岛和我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他没到农村插过队，可能从年龄层次上看他也比我大一些，他们是高中生我们是初中生嘛。还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本性、天性不一样，我们互相也是有一些影响、借鉴的，其实也是互相刺激。比如说我要是不认识这几个人，也没兴趣写东西了，就是因为认识这些人，相互一较劲就写了。比如我看老北岛写了，一看他写的我就有欲望写，我也就写，我要是不看到他的东西我可能也不写了。这人，看周围的环境，看人家写他就来了劲了，都是这样。也不是纯粹为了提出什么东西，对社会有自觉的反抗等等，当然每个人他不自觉地就有些反抗，对社会就是反感，你想想那时候从农村刚回到家，还没睡踏实，就有警察敲门，登记啊什么的，特别反感。而且根本也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在出版杂志的时候就是为了争取言论、创作、出版自由。其实我们当时办杂志根本没想到现在这个影响，我们当时也是豁出去了，就想办完一期被抓住，就完了。我们那时候写诗谁想到以后会成为一个诗人？
当时对“诗人”这个称号怎么理解？
我们70年代初那时看待诗人不像现在，那是非常了不得的，肃然起敬。我记得老根子对我说我是个诗人时，我就特别激动，诗人啊，那怎么可能？就觉得非常至高无上，是极少数的，非常神圣的，觉得诗人是能与神对话的人，非常了不得的人。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现在一讲，诗人似乎就整个一垃圾，就不是好词。
在白洋淀的诗歌圈子和在北京的诗歌圈子似乎也有重合，主要有哪几个人？
在白洋淀就是那么几个人，来北京也就鲁燕生家的小圈子里，多多、根子、严力、马佳、彭刚、鲁燕生兄妹俩。在白洋淀的时候，和宋海泉也有接触，我们村是大淀头，他们是寨南，虽然是两个公社，但从大堤走只有八里地，划船也能过去。
你在白洋淀插队期间是不是生活的还是比较惬意，不少文章写到这一点。
当时白洋淀周围很多村都是住的知青，听说北京去的有两百多人，几个人在一村几个人在一村，我们那个村等于是一个岛，打鱼的人多，没什么土地。当时还是老房子，景致也挺好，甲鱼泛滥都爬到村里，我们没少吃那个。那时村里人不怎么吃都送给我们，都吃腻了。有一年螃蟹泛滥，河里的东西都吃伤了。村里小孩帮我们掏鸟蛋，一脸盆，给点钱就给我们。风景很美，不同季节有不同景色，很好。回北京也没啥意思，又没钱，在村里还挨家挨户吃点。最初是几个人在一起做饭，后来走的走，老岳重去乐团里，老多多回家不来了，村里没几个人了，你来我走的，我就和老百姓一起混了。自己的房子破烂，又冷，到老百姓家腾出一间房或者睡在一大炕上，在人家吃，还有点意思，有人关照点，混熟了哪家有好吃的都请我去，处得非常好。
你和多多还有过一段时间的诗歌竞赛。
和多多的诗歌竞赛活动，就是在73年，两个人较劲，对诗的看法相同，什么样的句子是好诗，什么是诗句，互相较劲。我们中学就是同班同学，关系很好，就说年底一人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的棒。其实还真是憋着写了不少东西，有时候写诗跟大众没多少关系，跟品味差不多的几个人一起较较劲就能写出好的东西。不知为谁而写，其实有时候有目的地写，不一定能够写出好东西，办《今天》杂志的时候硬写，我觉得不灵。
您这一时期参与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78年到80年的《今天》杂志了，它最当初是如何创办的？
正式地将《今天》提上议程是在78年9、10月份，老北岛提出来要办的杂志，完了就开始筹划。后来那几个人都是北岛找的。第一期的编委是七个人，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刘羽，还有我，北岛，黄锐，一起商量取刊名。我们第一次开会应该是在10月份，刊名是我提出的，当时在张鹏志家，在鼓楼西大街那边，我们编委第一次开会，商量取一刊名。我上去非常即兴、没有思考地取一名字“今天”，当时就觉得提过去没意思，提未来根本打不着，比较现实一点，就叫“今天”，刊名就有了。就开始具体分工开始找稿件、找纸。
这样就开始进入具体的运作程序了。
筹办完了就开始了，稿件有些是现成的，然后责令谁写什么谁写什么，创刊词北岛写，黄锐设计封面，然后就是找纸张。那时说我从造纸厂顺纸什么的，没有。印我的诗集的时候，让车间的工人帮忙带了一点出来，印《今天》还是从文具店买的，一摞一摞的，还用介绍信，也不太严格。因为我们造纸厂它不生产这种纸，它都生产非常高档的那种，《今天》用不上那么好的。后来都弄好了，印刷，没油印机啊，又从别的单位弄来了两台油印机，有的单位有朋友也帮着印，给两张蜡纸，印多少份。我们当时主要在陆焕兴家，他们家在新源里使馆区内，周边是菜地，很荒凉的一个地方，他在那租的一间农民房，觉得那里比较隐蔽。当时都还是比较秘密的，因为谁知道结果怎么样呢？你杂志还没出来，一下给你扣里边去了，那怎么办？当时是干了好几天，油印啊、叠啊、装订啊。陆焕兴就给我们做面条吃。当时我们还用了点版画，马德升做的木刻，阿城的版画也用了，因此弄得还挺有意思，还有插图。大冬天，印完的那一天是12月22日。
23日我们出发去张贴，算是个创刊的日子。当时就我、北岛、陆焕兴三个人去的。出去的时候还有个小小的告别，因为觉得有可能我们三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当时是豁出去了。拿着杂志、浆糊、笤帚，往墙上刷，我们刷的地方是西单“民主墙”，文化部的大门口，《人民文学》的大门口，王府井的大街上。我记得特别清楚，后面跟得人山人海，包括警察，都在看但没人抓我们。这些人很震惊啊，想这些人疯了，敢这么干。我们三个配合得挺好，我刷浆糊，北岛贴，陆焕兴拿笤帚再一刷，弄平。一会就弄完了，然后骑车就走人，很利索。第一天还刷了《诗刊》，在虎坊桥那儿，刷完了天比较晚了我们三个在晋阳饭庄吃的饭。没事，回来了。第二天我们就去北大、人大，又刷了不少，也比较顺利。就是人大去了不少保卫，不让刷，我们刷上去刚一走就给撕下来了，北大的都没人揭，保留了很长时间。
然后是不是就有了比较大的反响，你们的干劲也更足了。《今天》后来组织了不少与读者互动、诗歌朗诵等的活动。
反响挺大，当时在上面没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但是后来有很多人给我们留言希望跟我们联系，就在那上面写。我们私下也去看有什么反应，一看反响还挺大，很多人都想和我们联系，后来从第二期开始的成员不少都是从那上面的留言找的。因为第一期办完之后我们有了分裂嘛，具体情况就是79年2月份，当时有不少“民刊”，《四五论坛》、《探索》、《沃土》、《启蒙》、《北京之春》等，是因为不知从哪听来的风声，说上面的人要封杀、取缔“民刊”，所以大家就联合起来举行个活动抗议。在我印象里比较厚的杂志出现在民主墙上《今天》应该是第一份，《四五论坛》说他们是第一，但他们第一期就是一两张纸嘛。因为《今天》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有些活动肯定会找到我们。当时开一个联络会，黄锐去的，没敢签名，自己做不了主，回来问我我说我去就完了，同意，签了名回来了。当我签完名之后一说，好多人就耷拉脸了，说我们是一个文学杂志，为了生存，不能和他们掺和。很多人就说这么做你自己承担，你得声明你签名只代表你个人并不代表《今天》编辑部。但当时老北岛是唯一支持我的人，他说这样做不是把芒克给出卖了吗，这怎么行啊？再说了你别以为你是纯文学人家取缔了别的就能把你留下，那都是一勺烩的，别以为你标榜纯文学刊物就让你生存。后来争吵得很激烈，不可开交。老北岛也是比较固执的一个人，也没协调，就说少数服从多数，我和芒克退出，你们五个继续办，我们俩还给继续撰稿。他们说你们俩发起的，你们退了还办什么呀，北岛说要不就你们五个退，我们两个办。弄得不欢而散。他们就退了。后来我和老北岛弄到很晚，回到北岛的家并且住下了。我们重新开始招兵买马，一开始给我们留地址的找了几个人，像周郿英、鄂复明是后来李南介绍来的，徐晓是我通过赵一凡认识的，再加上陈迈平，他在中戏读研还是干啥。鄂复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他不但会油印后来还管着我们的财务、订户、回信、发放。我们第二期的编辑部就成立了，成员都是比较实干的人，就是玩命地干，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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