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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实干的人很重要，到后来的《今天》就都成作者了，你发一首诗二首诗都成《今天》的了，像顾城、杨炼、舒婷、江河都是在《今天》上发表了作品才出名的嘛。人们认识的是作者，实干的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当然徐晓有名是因为她后来也写东西。周郿英不写，老鄂也不写，刘念春，刘青的弟弟，他也不写，人家哥俩把房子都让出来给我们当编辑部了。从第二期开始，编委就没再变动，后来黄锐又回来了，不过他也不怎么掺和了，他主要搞星星画展了。还有一个赵南。就是这些人一直坚持办到底。
后来我们每星期到赵南家开一次会，他住十条那儿，房子比较大，父母都是老革命了。我们当时比较民主，作品讨论会开会定稿，有什么作品大家谁朗诵一下看看能不能上，上哪期。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徐晓的关系在北师大印刷厂印了我们杂志蓝色的封面，比别的杂志要讲究得多了。第一期也就印了几百份。我们的印刷水平提高了，设计封面之后我们又加印了1000份第一期，以后我们每一期都保持在1000份上。当时的蜡纸能印到1000份就不错了，因为我们没有好的印刷机嘛，是用手推的那种。后来是老北岛认识的一个在“文革”中很出名的叫关锋，他的儿子在山东德州有印刷机，老北岛跟我商量，让我去德州，那是秘密之行，生怕出什么事。我好不容易找到关锋的儿子，手摇的印刷机，300块钱吧？把那个给扛回来了。有了这个家伙真是如虎添翼，再加上老鄂会弄这个，每张蜡纸印到1000份还能保持清晰并且蜡纸还不至于破了。开始是手刻，后来为了保证印刷质量，是打印的。从第一期开始就有反馈，收到大量的来信，我们在第二期的时候就把编辑部的地址写出去了。收到大量的来信要订，基本上都是订户，在外边卖的很少。提前贴出告示，很早就排一大长队，到那哗一下就抢了，连散页都卖了，供不应求，那时候数量有限。邮寄都是老鄂去邮局寄，还是很麻烦的，但都能寄出去。当时就卖五毛，还是八毛，我们就是收成本费，为了下一期买纸什么的。那时是很艰苦的，我是《今天》唯一一个拿工资的人，因为那时我在工厂只呆了几天，就不让我回去上班了，回去还得让我写检查，还得深刻些。想想我也不适合干那个，我本身也不是那么守纪律的人。我就全力以赴地干《今天》了，但是没钱、没生活费，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特殊的会，决定给我每月发点工资，二十几块吧，按星期给，因为老北岛怕我一有钱就喝酒什么的花没了。
79年4月8日，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那也是《今天》第一次搞活动。去了上千人，警车很多。在那就搞了两次，后来在紫竹院公园还搞过读者作者交流会。79年“星星画会”被取缔，它们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朋友嘛，我们肯定得盯着往上干，10月1日搞了一次游行，那是建国三十年大庆啊，浩浩荡荡的，人多了去了，都是看热闹的，真正游行的也就二十几个吧。当走到府右街的时候，啪啪出来很多警察拦上了封锁线，当时警察都穿白衣服，白花花一片，喊不许向前走，不许经过中南海前门，让我们从音乐厅那里右拐走前门那条大街。我们就走前三门，北京市委在王府井那块嘛。在北京市委院里还演讲，黄锐几个上去交抗议信。上去，下来，散了，最终也平安无事。后来“星星画会”和北京美协、中国美协做交涉，允许他们做展览了。
谈一谈赵一凡这个人，《沉沦的圣殿》中专章写到了他，称他为“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
认识赵一凡是办《今天》杂志之前，我76年回北京，77、78年认识的，他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编辑。他是残疾不能走路，刚认识的时候还能拄着拐，后来整个就走不了了。去他家不经常也不短，他一直对我挺好，我们去没见过外人，但是在他家见过徐晓。那时我没工作，生活狼狈不堪，有一次他还给了我点钱，也帮我保存了不少诗，一直对我非常好。我们一办《今天》杂志见他的次数比较少了，我们每期的《今天》杂志都要放他那里几份，因为他比较喜欢收集这种资料，“文化大革命”的小报什么的，多了。从“文革”期间就开始搜集，他就喜欢这些东西。他爸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什么的，据说他是神童，给《辞海》搞过校对什么的。赵一凡比我们岁数大，有时给我们出点主意什么的，具体的事他没怎么参加。见他的时候也不算多，我们那时特别忙。
赵一凡应该说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保留了很多人的作品，我72、73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要是没他，可能这段历史资料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所以他的重要性就在这方面。他为人特别好，身体残疾，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大脑袋，似乎没有身体，很神奇的一个人。
当时《今天》的规模也比较大了，已经有1000份，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观了。
《今天》每期差不多1000份左右，第一期印了两次也不过1500份，因为一张蜡纸印不了更多，一是纸张还得装订什么的，费事，蜡纸印不了多少，没有现在这样好的设备。在当时民办的刊物里面《今天》算是印刷得最好的。后来就是现写现发，有时候稿件不够，老北岛就对我说，你先别干了，找一地先写去，有的时候质量就差点因为得充数，因为稿子选不出符合我们要求的那么多。后来《今天》结束之后倒踏实了，到81、83年那时候，《阳光下的向日葵》就是83年写的，就有时间写东西了。78、79年那时候就是赶着写，写不出来好东西来，和心态有关，整天忙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今天》停办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当时是公安局勒令停刊，不停就抓人、就抄。我们考虑了一下，老北岛觉得《今天》不只我们两个，还有那么多人呢，如果被逮起来算什么事，还是停了吧。后来我们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就是老《今天》解散以后的作者群和老编委。我们还私下地印了《<今天>文学资料》三期，当时不敢去卖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后来大家自己散了。因为那时很多作者可以在官方杂志上发表作品，有的还参加官方的一些文学活动、诗歌活动，逐渐参加作协了，等于散伙了，各走各的路了。也得理解这些人，官方的魅力比较大，进入作协，也承认你是作家，毕竟这些人当时都是无名鼠辈、文学青年，就比较现实了。当然我没去，一是因为他们不要我，他们也找过我，我都被开除公职了谁要我？我们当时办“今天文学研究会”主要就是想成立有别于官方的，自己的文学团体。大部分人都没遵守当时的诺言，停刊的时候我们给作协有名的作家写了一封呼吁信，有名的作家基本都发了，反正没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作家、当成诗人，这不是很重要，这些封号是别人给的，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激动激动，其实是不是都无所谓。你有作品这是最重要的，别的名头不是很重要，就像现在挂的这些名头，没有用。《今天》的影响很大，搞现代文学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杂志的，就说明这些杂志、这些作品、这些人，都具有一定影响力，还被大家记得，所做的事情被后人所认可。其实细想来我们也就是那两年折腾，折腾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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