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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在书写中的作用
搞书法，书写者在书写的过程中，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的。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准备，或者心里不痛快，或者手头上还有别的事，硬逼着他写，那是出不来好作品的。正如东汉大书法家蔡邕所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可见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唐代的孙过庭在《书谱》中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有五合五乖之论：“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循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并进一步指出：“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现在重温这些话，仍感到很精辟。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写一张字，如果今天情绪好，这张字写得就好，如果情绪不佳，可能就写得不好。所以说，作者的情感和心境，与书法作品的实际效果及其风格面貌，是有密切关系的。
鉴于此，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加强情操的陶冶与修炼，对增强书法效果，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人们的情感世界是极其丰富、复杂、细腻、微妙的，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都有相应的差别和变化，因此，秉笔作书，就不会不渗透到字里行间。人们熟悉的著名的行书《兰亭序》和《祭侄稿》，就是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写成的，前者的笔情墨趣是轻松的、欢快的、散逸的；而后者却是沉郁的、悲忿的、凝涩的。恰如祝允明所说：“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以这两个帖对照观之，此论是不无道理的。当然，丰富的情感世界，自有情调的高低之别，亦有情趣的雅俗之异，只有追求高情逸趣，才能使笔下融进高品味、高格调、高气韵，出笔不凡，使人刮目。能够达到这样，除了在笔墨技法上狠下功夫外，还须在三个方面不懈努力：
《西狭颂》
一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素养。不能说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丰厚的文学底蕴，通晓艺术规律，就能写出好的书法。但优秀的书法作品，必须以此为凭藉，古今大家，传世名作，无不若此。中国书法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为背景的，离开这一点，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很难有存在的余地。
二是要自觉地陶冶美的情怀。美的情怀首先是以真为前提的，要表露本心，要求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的一致性。虚情假意与情真意切、矫揉造作与真心实意永远水火不容、南辕北辙。正所谓“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这种虚伪的情感，只能使人厌恶，是从艺者之大忌，书家亦不除外。我们观看书法杰作，在惊异笔精墨妙、功力深湛的同时，不能不为其透达出来的自然的、生动的、真实的情感所折服。而那些矫情粉饰之作、故弄玄虚之作、胡蒙唬骗之作，因为缺乏真实的感情和深厚的底蕴，是没有任何欣赏价值的。陶冶美的情怀，需要提高审美力和鉴别力，能够分清什么是高雅的、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精美的，什么是粗劣的。眼界宽了、境界高了、修养深了，自能超尘脱俗，不落平庸。
三是要积极接触社会与自然。于由社会实践和自然万象构成的大千世界中，观察体悟，总结、概括、提炼艺术养分，吸收运用，获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评论张旭的草书时说：“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这里，既说明了“情”与“书”的关系，“书”依凭于“情”，“情”发之于“书”。同时，也讲到书法与社会、自然的联系，通过种种人生和自然现象，获得书写中的启发和彻悟。这样就使书法，尤其行书、草书蕴含着更多的“信息量”及其生命体验，不仅仅是点、画、线条的简单组合，而是人生况味的写照了。我们观赏作品，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感到优美动人，也正是书者的情熔铸在点画线条中，与观者产生了联系并引发共鸣。高妙的书法历久不衰，百看不厌，常看常新，这就是它特殊的魅力之所在。
颜真卿 《多宝塔感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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