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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寻找“失踪的艺术家”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4-23 13:34:23 | 文章来源: 美术同盟

林风眠作品 资料图

  学习艺术,尤其学习艺术史,更知道情感世界对社会与人生的意义,知道艺术家的理想对于一个时代的重要性。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理想是什么,其意义何在?尤其是今天,艺术市场如此红火,艺术已经成为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著名艺术家已经身缠万贯,对艺术理想的这一追问,就显得更有价值。

  我不想用理论来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中,回到历史中,回到我所接触的与艺术有关的事物当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过去一年,广东美术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失踪的艺术家”。为此他们为一个叫谭华牧的画家开了展览会,为一个曾经当过“历史反革命”的画家梁锡鸿开了研讨会,正在筹备着为一个下半生成为真正农民的画家赵兽做大型的回顾展。这三个人在上世纪30年代都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学到了当时“先进”的“现代主义风格”,都在回国之初有过不俗的表现,并活跃在那个年代的艺术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失踪”了,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无人提起。谭华牧和赵兽终生不改风格,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被彻底地边缘化。当我有幸看到一幅标明是“1967年”的赵兽的抽象风格的油画时,内心涌动起一股涟漪。如果这个标年是正确的,那只能说明,在那个可怕岁月中,艺术出现了奇迹:一个完全被生活抛弃的画人,居然在内心想起了毕加索!当然,由于没有更确切的资料,我不知道这个标年是否正确。广东美术馆的研究员蔡涛就提醒我,要注意其中的真实性。他告诉我说,赵兽临终时念念不忘自己是“东方的毕加索”,他的后人也如此来定位这位寂寞了大半生的艺术家。这个定位既让我敬佩,也让我无奈。如果赵兽知道毕加索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掷千金的派头,以及十亿法郎的遗产,不知道这位“东方毕加索”会做何感想。谭华牧在“文革”一结束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存世的作品还是王璜生馆长偶然发现,从几乎要被家人作为废品处理的关键时刻挽救回来的。呈现在谭华牧作品中的风格,和我们这个时代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正因为没有关系,无名无利,于是我知道,他后半生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始终自得其乐。梁锡鸿是三人中际遇最不幸的,虽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但历次运动却无法逃脱,从右派做到历史反革命。我记得入学时还看到过他,年岁已大,在模特教具科,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个人回顾展上,展出了标明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画于东京的油画风景写生。有关研究人员面对他的“写实”作品,却不免心存疑虑。从画面上判断,他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似乎不应该画出类似于50年代以后的“苏派”风格来。当然这只是存疑,没有多少根据。但如果事实确是如此,就只能说明,梁锡鸿在个人遭到厄运的时候,是如何渴望通过改变风格来挽救命运。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直到晚年,在邓小平时代,才给拿走。

  这是失踪者和不知名的艺术家的个案,他们为了心目中的艺术理想,把生命都舍弃了,其人生挫折,甚至比他们的艺术更有历史意义。那么,那些已经成名的,甚至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际遇又如何呢?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是林风眠,美术史对他的作用早有定评,是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其余两人是徐悲鸿和刘海粟),26岁就被任命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成为这所江南有名的艺术学校的创办人。但是,就人生命运而言,他却比徐刘两人曲折多了。

  从史料判断,林风眠是一个木讷的人,具有广东人求实、不善交际的特点。他之所以在年轻时能担大任,和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有关,算是蔡元培慧眼识英雄的一个例子。到中年时,也就是41岁,林风眠就辞去校长一职,专心做画。中国是个重权势地位的国度,即使在危亡时刻也不曾有所改变。仅仅去职不久,林风眠就几乎被人遗忘。这当然和他不善交际的个性有关。及至解放,林风眠到了上海,进上海美协工作。50年代初他也希望能够为新社会服务,于是用自己独特的画风,画农田中劳作的农妇,浓墨重彩,画面质朴,只是不合革命艺术的规范与要求。有一个漫画家叫米谷,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说“热爱林风眠的艺术”,结果成了右派。林风眠日子也不好过,画受批判,人在美协也降格,只是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资格做画家。“文革”期间居然还坐了牢,作品则大部分放进抽水马桶,亲自搅烂,然后用水冲掉。“文革”一结束,林风眠只身到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跨过罗湖桥回来。上海美协及中国美协派人去香港探望,被拒绝。著名艺术理论家郎绍君到香港,只身闯进他的画室,呆坐十来分钟,林先生居然一语未发,双眼对视,朗只好悻然离去。当郎绍君向我描述这一段经历时,其唏嘘之声,难以言表。他看得出来,林风眠后半生的苦难遭遇,已经给刻进骨髓,内化为思想,其怨结难以开解,直到90高龄去世,无丝毫改变。

  林风眠也算是坚守个人风格的画家。他成名很早,中年因种种原因渐次离开美术主流。年轻时相信艺术本体论,以为“画无分东西,只有好坏”,并终生秉持这一信念。其画风具有一种别样的雅致,是个开一代风气的领军人物,却也仍然难逃厄运。林风眠到香港时,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术界反省半个世纪的革命,检点风云人物,才益发体会到他的价值。可惜斯人已去,余香仅残留孤岛,而让后人去体会艺术理想的代价与艰难。

  我希望谈论的,其实是艺术的理想。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虽然“理想”这个词每天都出现,挂在不少显赫的人的嘴巴上,但除了假正经,除了官样文章,少有人愿意真正去谈论理想,更遑论艺术理想了。这既是对理想的嘲弄,更是对理想的丢弃。

  今天,当艺术日益堕落为谋利的工具时,我所看到的艺术现实是,不少曾经有所自持的艺术中人,早已学会在权力和资本间巧妙周旋,大玩名声与利益交换的世俗游戏。

  我没有给艺术理想一个固定的说法,我只是从个人经历的回忆及对那些不幸画家人生的追寻,来发现与艺术理想有关的存在。事实上这理想是存在的,而且分量很重,让太多的人付出代价。但是,再大的代价也值得。艺术和理想既是二、更是一。我很难想象没有理想的艺术,同时,我也无法理解没有艺术的理想。从事艺术创作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是,让内心充实才是诸多理由中的根本。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至少能给人以充实,精神与灵魂的充实。(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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