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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特，骷髅与蜡烛
在图像转向的读图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大弊病，是将图式作为艺术语言的语法模型，以图式的转换生成，来批量复制视觉图像，从而将个体的艺术创造，转型为商业性的标准化大生产。德国画家里希特为什么在中国大红大紫？这当中有没有图式化的因素？本文从西方当代艺术对中国当代艺术之影响的角度，在中国当代艺术之商业生态的条件下，探讨视觉图像和图式化问题，并批判中国当代艺术中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性的图式化时尚。
一 、从图像到图式
什么是图像？什么是图式？二者对中国当代艺术意味着什么？今日有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谈及图像转向和当代艺术的图式化问题时，含混地使用这两个术语，例如用“图像化”一语来谈论“图式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将二者视为相同概念。于是，他们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不知所云，未能清楚揭示图式化倾向给当代艺术带来的弊病。
这不知所云，向我们提示了批评理论的混乱和艺术实践的混乱，提示了批评性清理的必要性。中国当代艺术尚无完整而健全的话语体系，而中国的现当代艺术理论又大量借用了西方概念和话语框架，用他人之词说话。所以，为防话语的错位，本文只好在西方艺术理论的语境中，讨论图像和图式问题。
在西方艺术理论中，“图像”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指简单的视觉呈现，指人或物的具体可感的外在形象，例如一株百合花的图像，英文称image，中文有译作“图像”的，也有译作“物像”的。二指复杂的或合成的视觉呈现，它超越了简单的物像外形，而具有内在蕴涵，例如文艺复兴绘画中常见的天使手执百合花，就以天使与百合花的复合图像而象征了处女怀孕的圣洁，是为西方传统文化中固定的象征符号。这种有内蕴的图像，英文为imagery，中文有译作“图像”的，也有译作“意象”的。在我国当代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论述中，一些学者不在乎图像一语的双重性，结果使相关讨论摇摆于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的两极，而无相对精确的语义，更使其混同于图式。
“图式”是一个名词，与图像不同，指的是图像的构成方式和抽象演化的结果。在艺术实践中，“图式化”则是一个名词化了的动词，指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图像处理方式，指一种固定的制图模式。“图式化”有两个不同的“化”的方向，一是从复杂多样的图像中抽象出单一简练的图式，二是利用这样的图式而反过来转化出图像，即根据统一的模型制造各种变形图像。在此，图像是个别的，多样的，而图式则是从个别中抽象出来的模型，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共性。图像在经历了简化和抽象化处理之后，只剩下一个基本结构，成为图式，英文称pattern，有时也称mode。
视觉艺术中的图式，有点类似于语言学中的语法模型。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在同一语法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写出无数不同的句子，例如使用“主谓宾”这样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语法模型，一个堕入情网的人，可以写出“我爱你”或“我恨你”这样简单的句子，而一个肉麻的诗人则可以写出“我在月光下用我那仁厚的心来接受你无言的倾诉”之类相对复杂的句子。一个从事绘画的人，例如所谓天王或金刚之类，在完成了咧嘴傻笑的大头图像后，对其进行图式化处理，并以此图式为视觉语言的语法模型，既画出头戴花冠的傻笑者，也画出朝外劈腿的傻笑者，还画出天安门前的傻笑者。他们不仅画傻笑者的头像，更画傻笑者的全身像和群像，直将图式之傻的妙用，发挥到极点，让看画的国人和洋人，让买画的投机商和收藏者，既笑话他人，也被他人笑话，而画家本人却在一旁自以为是地偷笑。当然，我们并不知道那偷笑是不是数钱的人在丧失了艺术个体性后的傻笑。
从图像到图式的上述演变，以及根据图式来生产图像，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时尚，就像一个车衣工根据裁缝制作的模型去批量生产服装。这种时尚转向，并无所谓好坏贵贱之分，而是个人的艺术发展以及时代的艺术发展之阶段性现象。问题在于，当图式成为艺术家们绘制图像的唯一依据时，艺术的创造性便消失了，其结果就是批量复制图像，所谓原创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大规模复制，只能称为商业化大生产，而与个体性艺术创造无关。
北京的798是中国时尚艺术的聚集地，当天王和金刚们成功复制了自己过去创造的图像，并将复制品大规模推向市场，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后，798的艺术家们便失去了心理平衡，一窝蜂似的炮制图像。他们一旦看到某一图像有市场潜力，就立刻模仿、抄袭，将其图式化，然后进行大规模复制，恍若雕版印制钞票。这是时尚艺术家们目前迫切要做，而且不少人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当代艺术作品有很多像是孪生兄弟，像是一个模子里翻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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