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确正在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行动。复杂的历史当然导致复杂的现实：未来的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国家?例如，中共十七大开始了行政体制的“大部制”改革，然而，那些在过去改革三十年里获得了超额利润的特殊利益集团会支持新的改革吗?谁是未来变革的真正推动者?什么路径将彻底改变旧有的体制而构成新的时代?同时，急促的变化也给艺术家提出了课题：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什么是中国艺术家的出发点和立场?2008年4月16日，雅昌艺术网发布了艺术家王广义与卢昊的声明：
鉴于法国对北京2008奥运会的抵制态度，我们决定退出2008年6月在法国巴黎马约尔美术馆的展览。特此声明。
这个迅速得到艺术家周春芽公开支持、张晓刚与岳敏君响应的声明被给予了复杂的解读，有人将其称之为一次“义和团式民族主义投机秀”[vi]。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三十年改革的中国人在财富上获得了积累，而这些知名的艺术家获得的声望与利益的确与改革的实际进程息息相关，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被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艺术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表现出对“共同价值观”或者“普适价值”的追求，而今天却要以“民族”、“国家”甚至“种族”的概念发出声音。批评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与“国家”?我们将如何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情形真的难以解释吗?这使我们联想到90年前，那时，由于对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异常失望，部分知识分子愤怒地从“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确，知识分子圈子中始终流行着普适价值观(或者共同价值观、或者世界主义、大同社会等等)与民族主义孰为前提的争论，对于那些在西方国家有较长生活与工作经历的艺术家来说，他们自信比那些通过文本和间接信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人，在“国家”、“民族”(甚至种族)以及“共同价值观”这些概念上有更深刻的理解与体会，他们的行动似乎再一次重复早期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严重问题：即便“共同价值观”不可争议，也必须通过民族与国家去实现，不存在着抽象的“共同价值观”，只存在着人类共处的历史真实性。的确，与“五四”前后时期的情形不同的是，21世纪的中国仍然处在一党执政的威权统治的现实中，“民主”与“自由”与类似“国家强大”或者“民族复兴”这样的口号混成复杂的涟漪而难以分辨界限。同时，“公平”与“正义”这类来自西方的词汇成为中国媒体中频繁出现的词汇，这表明中国的现实也急切地需要给予符合“共同价值观”的治理，但是，一个脱离历史与现实语境的治理、缺乏文化战略与策略的治理完全可能是无效的。
世界问题的中心已经从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向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博弈，当复杂的民族与政治问题被具体事件——2008年主要是“藏独”和国际人权组织导致的对奥运火炬传递的干扰以及中国政府和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反制——抛出时，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每一位艺术家的难题：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发点是否已经从意识形态的冲突转移到了文明——经常以民族主义的形式体现出来——之间的冲突?一个国家的政治与人权问题是否可以在没有国际社会的影响下由民族的理性随着改革的进程自行得到解决?国家、民族之间是否仅存制度化的游戏规则而已经没有了基本的或者是抽象的“原则性”?抽象地讨论“人类是否还存在着共同价值观”这类问题是否已经过时?是否应该认为任何价值观都具有其“民族”与“国家”问题的历史性与情境逻辑?
中国艺术家能够感受到中国自身具有的复杂性，他们知道：对民主自由的呼声与对滥用权力和腐败的放纵同时发生着，例如他们在5月12日的地震灾难中大量的学校垮塌中看到了制度导致的悲剧，但同时也通过“倾情捐献”来尽可能表达自己人道主义的爱心。普遍的情况是，当不少人还在焦虑如果不从监督机制的改革上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将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时，另一部分人也告诉人们：大家正在并且将继续努力，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时间是最好的药物，他们甚至经常提醒：难道三十年的改革没有在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上有所进步吗?
三十年的改革进程告诉我们，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执着与充满智慧的立场与态度，使自己得以生存下来并有效地推进艺术的发展。在1989年之前，50、60年代出生的当代艺术家——1992年之前他们被表述为现代艺术家——仅仅是不受欢迎的、时常被压制的、贫困的现代主义者，而在市场制度得到迅速建立的条件下，他们已经成为自由的当代艺术家。曾经，激进的现代主义者指望用思想的论证来打开自由的世界，但历史事实也告诉他们，任何观念与思想的自我陈述在绝对权力下都是软弱无力的。当代艺术家们通过市场、资本来争取自己的艺术工作的合法性，以至在一个由奇怪的平行现实——体制与体制之外——构成的中国，与官方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当代艺术在市场空间里获得了自由的发展。这样的变化不仅是巨大的，并且也是根本性的。
不用回避如后事实：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文化资源的有效性取决于她是否受到相应权力结构(用中国学者们爱使用的布尔迪厄的观点来说，就是制度化的场域)的支撑，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效”的确开始于西方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场域，可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发点与核心观念来自自我觉醒和批判现实的声音，而不是官方发出的行政命令，世界文化因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变得更加复杂，结果是，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西方社会赢得了丰厚的象征资本，进而也诱发了中国资本和亚洲资本的普遍关怀，以至在2005年之后形成了让人震惊的市场“井喷”。
的确，今天的资本使中国当代艺术获得了空前的价值增殖，这构成了必须通过严肃的书写来肯定的基本历史事实。2008年，有部分批评家用“艺术资本主义”来批评当代艺术的形势，他们担心资本是否会导致艺术的死亡。可是，对1976年以来的历史有基本常识的人可以证实和领悟到，资本意味着旧有意识形态的判断与评估体系的失效，因为她带来了更多的中国人愿意接受的人类另一种有效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符合逻辑的是，资本也意味着旧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走向崩溃与瓦解——依附于其上的美术管理与指导机构作用明显丧失，因为她将自由竞争的规则，开放、民主的概念引入了当代艺术领域;批评者没有注意到，正是由于资本的作用，将独立性与主体性赋予了艺术家，使得艺术家可以自由地、不再受制于行政命令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不断发展的艺术市场让人们清晰地看到，资本意味着当代艺术逐渐有了法制保障的可能性，因为她将与资本的相关的制度安排引入了艺术领域;最后，资本将财富带进了艺术领域，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更好地发挥自身文明的优势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些，都不仅仅限于所谓的“国家”与“民族”的范围，这些现象与人们争取的“普适价值”统统有关。事实上，正是因为当代艺术的这场“资本主义”的革命，深深地、彻底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她通过金钱来吸引资本家的注意，媒体的注意，律师的注意，甚至吸引体制内附庸风雅的官员的注意，最终，当代艺术争取到了更多的民众的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借助资本的力量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赢得了话语权，改变了中国的观念格局，并构成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基本的历史语境。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i] 参加这次拍卖的中国艺术家有近30位，拍卖结果非常不理想，除张晓刚、刘炜、岳敏君的几幅小件作品卖出外，其他重要的中国艺术家如徐冰、李山、杨少斌、曾梵志的作品均未成交。THE ASIAN ART 1998年12月号报道这次拍卖的标题是“Asian Avant-Garde:Too Much Too Soon?”，内容说：“Although the works offered for sale were a good selection,the sale itself fell far short of expectations.Out of the 170 lots only 25 sold and most of those at the reserve price or very close to it.Bidding was virtually non-existent and despite the usual array of staff behand the telephone desk,the phones were unnervingly quiet.”
[ii] 《江苏画刊》1999年第2期，第5页。
[iii] 《江苏画刊》1999年第4期，第38页。
[iv] Money Talks Mandarin：Art America,3,2007，《世界艺术》2008年1月第4页。
[v] Money Talks Mandarin：Art America,3,2007.
[vi] 《一次愚昧而荒唐的义和团式民族主义投机秀——评周春芽、王广义等人就抵制法国的公开信》2008-04-20 00:25:07下载于雅昌艺术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