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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趣味、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构成了对以往文化精英和权力话语主宰的消解。无论是80年代的“85美术新潮”、9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具有的某种“地下”色彩，还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前卫艺术与官方艺术体制的合作后，开始从“地下”浮出水面，意味着“地地下”的终结而进入到了一个民间、体制、商业机制、野生等各自为政的多元混杂、交织进行的状态或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主旨仍然是在人文的、现实关怀的大框架中运转。近几届的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等，也都是在所谓的精英艺术的范围内寻找不同的人文主题，而真正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去策划这种综合性大展，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尚不多见。这也是我们希望与目前中国其他双年展、三年展有所区别的切入点。
亚洲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也有共同的期望和渴求，而这些都是在面对西方的冲击产生的。一方面对西方生活样式充满着期待;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种温和的传统方式来“中和”西方的冲击力。那么，作为东方的中国，新的社会形态与意识是什么?是一种文化传统?还是一种东、西文化交织后的不伦不类?抑或是一种新的力量?其实亚洲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或者历史传统的简单联系，而是当下经济高速发展中诞生的某种新的富有阶层的共同性。它给了中国年轻的白领一种自我想象的方式。而这种中产阶层文化里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自信心，特别是在作为亚洲新兴的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的时候。同时一种大众文化为先导的新的亚洲意识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意识不是追求将亚洲西方化，而是追求一种新的本地化的后现代生活，这种生活一方面紧紧跟随时代的潮流，但又有自身的特色。它既不是西方，又不是传统，而是两种或更多地域文化的混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全球本土化”，也就是在全球化的结构中适应本土性的要求。所以这个新的富有的亚洲形象是面向未来的，充满了前倾的冲动，充满了对于新生活的渴求，而不是眷恋过去的荣光。日本、韩国等的现代化有过这样的过程，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或许这正是这次展览策划主题确定为“景观：世纪与天堂——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一个文化背景和时机。作为策展人，我们更希望这次展览的正面表达。所谓的正面表达，是基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对现实的揭露、批判、质疑、反讽、解构的语言方式过于泛滥，在创作意识上有着某种艺术社会学庸俗化倾向的考虑。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活跃的且充满诱惑的都市生活已经越来越成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和可提供艺术想象的主要资源，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模糊，获得幸福与追逐名利等同，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艺术的中心，而往昔的现代性价值被日常化了。民族情感和市场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变成艺术创作的动因，自我存在和发展的能力变成了中等收入者艺术想象的一种必要的存在。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艺术的活力，也显示了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激情和对于新生活渴望的正当性。在具体生存环境的物化形态上，似乎可以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样式和语言方式上，体现出社会大众，说得更具体一点是从四川及成都的大众中表达对生活的态度、趣味及向往的趋向。即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从地域情景移植到全球、亚洲、中国以及四川的情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经验。如果从浅表的生活物态的样式来看，这些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的身旁。
所谓的“景观”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它也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的“世纪”是一个时间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语言表现一座城市，也在于为一座城市记录了精神的和情感的历史，更在于用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文化特征。所谓的“天堂”是一个空间概念。我们每个人在现在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几乎随机地变换自己的身份，穿行于不同时空中。这些变换都有一个明确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体现在人为地制造的超级都市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没有确定性的城市是中国当下新的全球经验的一个明确的表征，种种光怪陆离的奇观中都凸现了资本、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力量，它构成了一种欲望的不间断的流动;另一方面，这种冲击则体现在那个和所有人发生关系的神秘“天堂”，这是资本在中国存在的象征，它无所不包地象征财富、地位、诱惑，所有人试图寻找幸福和满足时不得不流连其中。天堂既是欲望满足的消费之地，又是话语和欲望的生产中心。它似乎是一个迷宫，也是资本的无形且无限力量的隐喻，成为人们所向往、追逐的现世天堂。
大众文化作为当下文化趋势的表征之一，其外延的扩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策划这次题为“景观：世纪与天堂——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百余位参展艺术家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想象与表达，促使新的文化资源的利用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及艺术创作方式的转换。同时，他们的创作、展示也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想象来完成的。这些参展艺术家将根据自身工作的特点和语言方式，相对充分地发挥跨越身份界限的设计和制作。这种直观的营造不再强调超越感，其背后不再有神圣的目的，营造本身是世俗的。试图在这样的展览中摆脱当代艺术的“宏大叙事”，从一个日常的侧面或视角重新找到艺术介入当代生活的某种方式。在成都的世纪城，我们强调一种“形而下”的方式。即使艺术家不同作品的相对直接的关系，其展览的布置也以艺术家的作品协调、接连、装置，从而抽象虚拟地出参展艺术家对日常生活趣味的理解而艺术地转化为新街区文化的想象。期冀提示出一种新的多元表达方式和叙事话语，也试图驱动大众观看、参与这种话语展示的欲望。在“九寨天堂”的“甲蕃古镇”，我们则强调一种“形而上”的“另类生物性和自然性”，即通过艺术家的变异性作品，它脱胎于现实经验，又超越现实经验，达到所谓的“间离效果”，构成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在“陌生的”形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唤起对自然主义的警觉和对自然主义掩盖下“异化”的抗议，从而达到陌生化效果所包含的现实主义力量。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契合了成都“世纪城”和“九寨天堂”的“甲蕃古镇”，通过新的展示空间跨越以往的模式，造就并形成成都乃至四川地域新的街区文化、商业文化及旅游文化中心的经营与拓展理念。在从传统的地域文化、现实生活的资源符号中采集或挥霍出来的视觉出位，自然、活泼、幽默地云集并铺陈予会展场所之中，并强调与在社区居民和购房人为主的受众的愉悦互动及对话关系。从而，展现出艺术家对特有空间和环境的利用、转换、尝试的方式，营造出蔚为壮观的场景气氛和意味，也应合建筑、营造无限生活的理念，及提供当代艺术家对生活未来的另类想象及无限的可能性。城市或城市化进程对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场景，不如说是一种隐喻的显现。艺术家是一个城市的另类，他们的敏感、锐利和他们积淀的独特而奇异的经验，他们的反思、批判精神，游戏化的幽默方式等等是值得关注的。新的艺术或许就在这种不确定的形态中产生，它是通过敏感到当代性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艺术家以艺术的转化方式来完成的，他们不仅是对某一文化景观的观察者，更成为帮助扩展其可能性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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