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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是中国人，把花看成植物生殖器的是西方人。把花画得能招蜂引蝶的是写实主义者，能从花的颜色中看到阳光的是印象派。声称要画出花的细胞的是现代主义者，试图画出花的基因的则是后现代主义者。——题记
作为一个中国的西方艺术研究者，我深知中西艺术最大的不同是根本的不同，而所谓根本的不同就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正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艺术在题材、语言和风格上的巨大差别。因此，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包括留学西方的经历，我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习惯于用不同的视角和比较的眼光看待中西艺术。
庄子在《知北游》中说“道在矢溺”，意思是“道”无处不在，即使在肮脏的矢溺中也存在着“道”。而我知道，中西艺术有着不同的“道”，而“道”的不同亦无处不在，即使是在一朵花中西艺术亦存在着不同的“道”。
花，人见人爱，中西画家都喜欢画花。画花，在国画中属于“花鸟画”，在西画中则算作“静物画”。从这两个画种的中文称呼的差别中我们还难以看出一朵花在中西绘画中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还是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静物”这个译名的原文和本义。在意大利语和法语中，静物这个词分别是Natura morta 和Nature morte，意思都是“死的自然”;在英语中，静物一词为Still-life，本义是“死去的生命”。在西方传统绘画中，静物画通常描绘的是采摘后的花卉、蔬菜和水果，被杀死后的飞禽、走兽和鱼虾。由此可知，“静物”的本意是“死物”，描绘“死物”才是静物画的本质特征。西方人天生具有“天人两分”的世界观，征服自然是他们的生命意志，通过描绘、观看作为食物或猎物的那些死去的自然生命，人们能获得征服自然的自豪感和喜悦感。
在中国的花鸟画中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鲜活的自然生命，这类作品即使是“折枝”小品，画面上也呈现出花如欲语、蜂戏蝉鸣的勃勃生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在中国人眼里，花和鸟均是与人通情同性的生命存在。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在花鸟画中得到了形象化的体现。由于“儒道互补”的文化构成特性，花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仅获得了人的品格和性情，而且具有了人间的贵贱和尊卑。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松竹梅合名“岁寒三友”，更有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这些植物花卉被注入了人类超凡脱俗、高洁清雅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用看待人类高低贵贱的等级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在这样的眼光中，牡丹成了富贵的象征，而狗尾巴花则是贫贱的代表。
花鸟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时代就可以看到花鸟画的萌芽，发展到两汉六朝时代便已初具规模。南齐谢赫《画品》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是已知的第一位花鸟画家。经过唐、五代和北宋这段中国文化艺术的整体辉煌时期，花鸟画已完全成熟并独立成科。不仅如此，由于画花鸟者众多，描绘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花鸟画又逐渐细分出花卉、翎毛、蔬果、草虫、畜兽和鳞介等支科。在技法上，按照描绘的精细或简约，分为工笔花鸟画与写意花鸟画(写意花鸟画中又细分为大写意花鸟画与小写意花鸟画);又根据采用技法和使用颜料的差异，分为水墨花鸟画、泼墨花鸟画、设色花鸟画、白描花鸟画与没骨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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