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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域和西天在区域历史中的能指与时间
历史的未来和现在不断提醒着区域人文活动的实效，技术与美学上对城市、村镇、乡野的重新定义和宜居的改造，实体或是规划，以及无时无刻萦绕的理想主义。
西域在今日的在场，其富含古义外所指代的文化发生，与创作的擦边，或是区域觉醒和本土认知的产生，在当代文艺里的运用与体验，只能是一种自我察觉。除此外的方式或类似于对现代原始部落的人类学和医学上的田野考察。而在世俗中已罕有使用的指代西天的宗教感悟，（我们在想象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脚程更近的‘西天’。 [5]）在除却封建意识后所携带的传统经验即余留文化实践的现场。
显然，东方语境与西方语境在新疆文化缓冲的现象和潜在景观古来已久。多种语言文字通行的中央亚细亚地区伴随其周围国家和民族势力的盛衰，总是处于被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 罗马等诸方文明在此区域的交流传播在历史上少为罕见，此地区就东西文明的相互传播起着纽带作用，诸方文明在这里或因相互融合，或因当地民族加进了自己的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与本来面貌很不相同的东西，但仍以本来名称更向东西传播[6]。
新疆区域历史上除了喀喇汗王朝和叶尔羌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绝大部分年代（绿洲地理下相对独立的多样文化与相较频繁的民族流动）未形成相较独立统一的政权实体和意识实体。而长期作为中国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来往，文明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和自然经济主导下向西开放的平台，其自海路通达后开始强化地域封建性，直至1884年新疆建省，而后中华民国建立，其区域政治的完整与独立方显强化。实质是此地域的经济和文化多元且丰富，由民族和人种众多到主要民族形成，再次形成。
此区域在多元文化（或似前次全球化）本土化中一直稳定而有力。汉等朝代对西域的统治主要是防止该地归于北方游牧人势力，保护以西诸国与汉之间的交通贸易安全（见《西域文明史概论》第 117—147 页），并不追求从这些地方征取过重税物的经济上的利益，也不过多地干预当地之实际政治，（匈奴治下多为苛敛诛求）。这是已具有发达文化的西域人不易同化于汉文化的理由。而直至回鹘部被迫抛弃原来的游牧生活从漠北迁居天山南路，使用暴力改变原为亚利安系人种据有的此地，突厥人的国家出现[7]（公元840年后回鹘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
自汉朝设都护，唐朝直接深入地干预当地的政治后，西辽、元（西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元时期实行三元一体的复合行政体制）实行多元的宗教政策，明清在对中原宗教实行严管时却照顾了新疆各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显然这即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文化上自古多元的证照。而作为多元文化表征丰富显现的当代艺术，当下在新疆发展异常缓慢的事实，凸显了作为多种文明成分固有的西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或其方法缺失的尴尬，同时亦使得新疆可能是试验多元文化本土化少有的纯自然环境。
地理的政治功能与“自然区域”上的人文演进，在中国“政治地理”上的现代政治觉察，将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方式在一个“前现代”环境中，或相对“自然文化”（自然文化在维吾尔区域与“平行经济”或是同型城市模块的矛盾）更加显现实效。西域的再造必是依据资源整合或是另外的重新想象，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和城市标准化所引申的共有现代气质，在回归区域和本土的美学与艺术实践中将愈加指明“西域”的今天必然。而时间上的慌乱则是人类情感的复杂与生物的年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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