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1813年，维米尔的作品再度受到冷落，以至于那幅高雅的杰作、如今收藏于卢浮宫内的《花边女工》（Lacemaker）竟然只卖了七英镑，约合现在的四百美元。1816年，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女孩儿的头像》（Head of a Girl）——画的是另一个带着珍珠耳饰的女孩儿——仅仅以三个弗罗林的价格成交，约合如今的十五美元。如今这幅画悬挂在大都会美术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张海报恐怕都比这张油画要价高。
在维米尔遭受冷落的那些年月里，恐怕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几个名字差不多的荷兰画家到底谁是谁。乔纳斯·维米尔，就是那个老是以读信的女人或者其他干着类似事情的女人作为绘画主题的荷兰画家，与那个主攻肖像画的乔纳斯·范德米尔，是同一个人吗？这两个人当中谁是谁啊？抑或两个人其实都是维米尔？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
这种混乱的状况源于艺术世界对维米尔的轻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轻视。与此同时，过小的产量也是造成维米尔无法成为主流画家的首要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维米尔只画了那么有限的几幅画。维米尔的绘画技术非常完美，比如说，他非常善于表现各种不同材质的纹理，不管是衣服、面包，还是瓷片或者皮肤，出色的技法让那些最冷静的批评家都要由衷赞叹“奇迹”或者“难以理解”。虽然从表面上看，维米尔的作品貌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每幅画都是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才完成的。奇怪的是，在对维米尔的笔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甚至借用了X射线进行辅助研究之后，部分学者意外地发现，维米尔画起画来其实并不是特别慢，有时他甚至会在还没干透的颜料上面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创作。人物传记作家安东尼·贝利的看法是，维米尔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本不曾动过画笔。（他还特别提到，维米尔是一位对日光非常着迷的画家，荷兰阴郁多雨的气候迫使他长时间地陷入绝望的等待。）
在博物馆行业兴盛之前，在大规模的复制品充斥市场之前，如果一位画家只创作非常有限的作品，那么他的名字就没有可能出现在拍卖会或者其他的公共场合，他也就因此不为世人所知。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一旦时尚风气发生扭转，一旦某位曾经被严重低估的画家突然受到万众瞩目。那么他的作品越少，每一幅作品的价值就越高。
维米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马丁·卡希尔对艺术所知甚少，但他知道维米尔的作品非常值钱。
去罗素堡踩点儿是一件毫无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这个大宅子自从1976年以来就对公众开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己名下的这些令人垂涎的珍宝，阿尔弗雷德爵士并没有进行足额的投保。他投保的总额只有两百四十万美元，就算把《写信的女郎》劈成几半分开来卖，也不止这个数，更不要说还有戈雅、鲁本斯①、委拉斯凯兹②、庚斯博罗③、哈尔斯④等其他绘画大师的作品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解释说：“那些画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金钱，要是把这么美丽的东西丢了，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补偿。”
参观者只要花上一英镑买门票，就可以自在地观赏维米尔的《女士》（Lady）、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Portrait of Dona Antonia Zrate）以及其他大师的作品了。除了门票，还有一本附赠的小册子，不仅可以作为参观指南，也可以供那些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参观者在上面做笔记。1986年的春天，马丁·卡希尔曾经八次利用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到罗素堡参观，他就夹杂在旅游者的人流当中，仔细打量那些大师杰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