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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第一次聆听吴冠中先生的学术报告，他诚恳、热情、执着、兼具诗性与哲理的艺术家风范深深刻入我的心灵。当时，我在无锡读书，刚刚进入求艺的大门，他的报告，我未必全听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贯穿了30年来我对先生由认识到崇敬的心路历程。
1980年春，吴冠中画展在无锡巡展，《苍山洱海白族人家》、《渔村》、《太湖人家》等作品从文革“红、光、亮”走出来，使人们在山水情韵中感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视觉革命的形式美，领悟到中国诗歌的意境美——不仅是水墨画，水粉画、丙烯画、油画也都充溢着中国画的意蕴。他说形式美是中国画的特征之一。他在读国立艺专时，看到潘天寿的《孤松矮屋老夫家》，高高的松树下，扁平矮小的房子……这样的对比与构成，使他长期以来思考绘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画的本质之美不局限于笔墨，独特的形式构成同样是中国画的重要特征。八大山人、齐白石等都是在形式中寄托生命理想与文化情怀的，他们的笔墨是形式的一部分，又是传统修养的体现。他讲到兴奋处突然感慨道：“至今我还被关在中国画的门外，但这没有什么问题，总有一天中国画的围墙会打破！当然，这要从教育入手。如果让我来办美术学院，我不会将国、油、版、雕分得那么细，什么都学，才能培养出艺术家的创造能力！”
“中国画壁垒森严，趋向保守。程式、画法原本来自于生活，经艺术家提炼概括而成。但‘结壳’了，变成教条就僵死了，就成了艺术创新的枷锁。艺术的‘粉本’是自然与心灵。西方艺术的发展，从19世纪之后的艺术革命看，塞尚、马蒂斯都是突破现实表象走向艺术新境界。中国画的发展前景也一定是这样。”
我们都是“手艺人”
当年，61岁的吴冠中先生带学生到无锡写生，身穿劳动布工作服，坐在报告席上，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手艺人”，不仅拉近了与到场美术工作者的距离，更道出了艺术之心手相应的关系，劳作与创造的关系，艺术技巧与艺术境界的关系。
他说，绘画艺术的基础是功夫，艺术家不要避讳“手艺”。艺术是艰苦劳动与智慧的结合，是高超的艺术技巧与精神境界的产物。不训练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不练就得心应手的功夫，艺术只是空谈。他说：“我走南闯北，南腔北调。现在老了，仍然要搜尽奇峰，为的是寻找自然美。德加眼睛不好做出好的雕塑，是靠平时积累；莫奈眼睛不好，画出好的画，是靠心灵感受；但作品终究是靠手去创造的，是他们勤于实践的结果。为什么中国画画家越老越吃香？是因为人、艺俱老。一方面人生的阅历、知识丰富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多了，技巧反过来影响思想。有丰富的审美经验、创作经验，不少老画家刚下笔就知道一张画的成败。老画家一笔下去就是几十年的人生。”
他还讲述了自己为画灰色墙上的老藤，蹲在厕所边上4个小时写生的轶事：“老藤牵绕，相互关联、纠缠，墙似白灰纸本，藤如笔走龙蛇，是一幅天然的抽象画。”
我是“是非之人”
2001年5月，我创作的《冯友兰》雕像在北京大学落成，冯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在三松堂招待我，谈到文章的三要素——洞见、真情、美言，说吴冠中先生的散文就是很好的范本。宗先生的话提醒了我去拜望吴先生。
吴先生在劲松的家，朴素得像主人一样。人造革的沙发已经破了，墙纸也已剥落，唯有吴先生的画表明这个地方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不同凡响的印迹。
我回忆了1980年吴先生讲“中国画围墙终有一天会打破”的情景，他不无感慨：“我是是非之人！”接着谈起“笔墨等于零”的争论。
他说，“不少人根本没看全文，甚至没看过我的文章就参加争论。我讲的是没有内容、没有精神、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等于零。而我研究石涛的《画语录》，谈齐白石的‘学我者生’，都涉及到前人的成果与我们今天创造的关系”。
我递上带去的作品集请他指教。他仔细地看画册，当看到我作于1994年的《鲁迅胸像》后脱口而出：我到现在没有见过做鲁迅像做得好的。我知道他对我的“鲁迅”不满意。我问：“熊秉明的《鲁迅》怎样？”他说：“那当然好，秉明深刻理解鲁迅。原稿保存在我家里。”他又反复翻画册，停在了《蚕桑专家》和《齐白石》两张作品上，“这很好！在模糊中传达精神，是你的特点”。
吴先生讲真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受批评，也获得鼓励。他的意见促进我反思，对我的发展有了新的启迪。
创新者总有是非，讲真话者也常惹是非。吴先生倔、真、直，可能正是他成为“是非之人”的一个原因。
让荣誉来得晚些
吴先生问我，“你是不是喜欢罗丹？”又告诉我，“秉明有很多思考，他沉静”，“中国古代雕塑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确实，有一阶段我对罗丹心摹手追。吴先生的话令我深思。他是立足于中国诗性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对语。他不希望看到我成为“罗丹”形式的翻版，翻版就是“笔墨等于零”。熊秉明先生是吴先生的同窗挚友，吴先生对他的推崇，也为我们今天的雕塑家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熊先生学养广博，通哲学、文学、艺术理论、雕塑、绘画、书法等，又大器晚成，这使他的作品凝重、深厚。
吴先生倡导学习民族文化精粹，是对当前学院以西方教学体系为标准的一种批评。他的代表性作品《楚国兄妹》传达了他对古代雕塑，特别是汉俑造型的深刻理解和对远古神韵的欣赏。他的《乐山大佛》则表现出他对佛教造像圆融、自在特点的融通。
2006年的一天，我接到吴先生的电话：“我看到了你最近一些作品，有些重复自己。不要停留在已有的成绩上……你功底深、形式感强，正处于创作的好时期，要不断向前。减少社会活动……让荣誉来得晚些。”
有一次，我告诉吴先生我去了熊秉明先生的工作室，又拜谒了熊先生的墓。
吴先生沉默许久，叹了口气：“秉明可惜走得太早了……”
而今，吴先生也走了。应当说他没有遗憾，因为中国画的围墙逐渐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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