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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始从对符号的关注转向另外一种东西。
陈：《水》实现了一种真正的心理表达需要。如果讲境界的话，《阐释》那些作品表现了一种醇静，醇厚的“醇”。到《水》的时候，有一种进入化境的感觉，在心灵表达和技术之间找到了一种互动，而且这个“互动”很贴切，水印语言也非常适合这一表现。水的晕化是那么贴切，所以从03年开始做《水》，一张接着一张，《水》真正让我在艺术上面实现了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本质上的改变，如果说前面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对“小我”，或者说对某一种符号的依赖，到了《1963》的时候，这种依赖都没了，真正开始进入一种自由状态。我希望每一张《水》都不一样，都是新鲜的，不会有重复。我现在正在做的这张《1912》，我特别喜欢，和以前差别很大，但一样重要。第六版印完后，我就没敢留在那儿，不敢看，怕陷进去，我更愿意去把印象留在我的脑子里边，保留那种兴奋、期待的感觉，这张画4×2米，工作量很大。
刘：印八次?
陈：印八次，是32色套色套出来的，这张画和前边又不一样，这张画全部由圆口刀刻出来的。
刘：也是用电脑做的效果图?
陈：是，这张更多地是体现刀刻和质感，近处看都是圆口刀的痕迹。刀法不一样，上次的刀法是很流畅的刀法，这次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工作量特别大。我问我的韩国留学生：“你第一眼看有什么感觉?”她说：“美，太美了。”但是那种美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很深厚，有一种很难忘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个《水》我觉得没有做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通过“水”抒发出来。
刘：其实你的“手工”有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电脑绘制草图的手工过程;另一个是刻的手工过程。一方面是驾驭能力，另一方面是对细节的控制能力。创作开始变得收放自如，下一步可能会更加复杂化。
陈：是一个螺旋上升发展的过程，比如说做《时间简谱》这件作品，从画面上来看，似乎又回到《阐释》作品的那种精致，形也很明确，事实上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是非常自由的，是很随意地在做，但是和以前的东西又不一样，《时间简谱》思考的问题更宏大。
刘：现在尝试着去处理这个问题。
陈：尽管现在已经做了十一张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进入《时间简谱》的创作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水》现在还没有做完，这有点儿像2000年的创作状态。《水》做完以后，《时间简谱》才会真正纳入创作轨道，现在可能还是个准备，后面还会去做。当然我现在脑子里边还有《时间简谱》之后的作品，在考虑怎么去做。
再回到刚才讲的对于“版画”的思考，我想把版画作为“工具”的功能弱化，进入到自由创造状态，这个问题在中国被意识到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也就是近五、六年的时间。
刘：中国当代艺术30年的价值支点就是反思、批判加和解构，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候，下一步的创作要建立在对人的深度挖掘和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上。
陈：没错。1985年我选版画专业出于无奈，今天再来看，我觉得真是太幸运了。为什么?我觉得我是在“开山”，在创造历史。前几天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我说中国文人画从宋开始到元，“四大家”出现了，其样式影响到后面很多审美范式，技术系统标准的建立也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现在是开疆僻壤、开宗立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时代。几个朋友都是做版画的，我鼓励他们说：“我们不要看现在市场的问题，不要看现在的人群问题，我们不要去考虑外面当代艺术，不去讨论这些东西。他们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把手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不辜负这个时代，也不辜负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生命。”
刘：对，这个时代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很重要。
陈：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有主动担当。我开玩笑说：“缺心眼的执着不可怕，最怕的是掩盖执着”(笑)对于我现在来讲，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做版画的。
刘：你已超越了艺术形式的界限。
陈：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想好好地去做，可能最重要的作品，就会在这几年出来。同时我自己也想做一个课题研究，比如说“版画”概念，不是用非常严谨的论文写作方式，而是用一种思考的、随笔性的方式，指向最核心的问题，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刘：很有意思，西方有一本书叫《关键词》，研究一个词在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内涵以及外延，它的所指的变化，从而分析文化变迁，“版画”、“水印”都可以做此类方式的研究。
陈：比如说怎么去理解“版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到了中国它的含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西方版画的从业人群和中国版画的从业人群的文化身份有什么差别?创作手段有什么样差别?我想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这样去写可能对同行或者是更多的人有一些启发，最起码对我自己来讲很重要。
刘：第一，对你的自我梳理很重要;第二，对于版画界可能会有所启发;第三，“水印木刻”也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问题，到了二十一世纪，它如何去适应这个时代?
陈：这个提议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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