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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张千帆，著名学者，198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1989年12月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8月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对话背景
2010年，张千帆向教育部递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呼吁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此后，一些家长也向有关部门投书，希望能够在当地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推动者，张千帆一直高度关注城市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法规政策咨询。
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可能吗
中国青年报：有一份非京籍家长撰写的《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不少于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于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不少于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于五年，且父母要提供工作和收入证明，房屋产权证或者居住证等。您认可这个建议吗？
张千帆：他们主要针对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在北京常年工作，有车有房，也是纳税人，除了户籍之外，和北京居民完全一样。这一报告的出发点是政策可行性，因为如果没有限制，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参加高考，给北京经济社会和教育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一开始设立标准是有必要的，但标准是什么还可以讨论。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以孩子为中心，在北京有没有房子、车都是次要的，有的北京户籍居民也没有自己的车和房子。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标准是受教育者的学籍，看他是否读完完整的高中学历，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北京和外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科体系，孩子回到户籍地不能适应当地高考。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外来随迁子女参加高考吗？
张千帆：我相信把道理说明白之后，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外来随迁子女。孩子不随迁，就会面临孩子和家长分居两地的留守状况，对孩子心理和成长带来影响。
中国青年报：现在呼吁放开高考户籍限制的家长大多属于北京的中产阶层，那么农民工的孩子怎么办？
张千帆：农民工的工资也要扣税，他们也是纳税人。不论缴多少税，他们为北京市做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学业，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但考虑到可行性，有时候，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个权衡。有些家长的诉求是正当的，就要维护其教育权利和基本利益。在步骤上，可以逐步推开，逐渐让更多人受益，只要方向是正确的，高考改革的阳光一样可以照亮农民工的孩子。
一些地方的放开政策不可持续
中国青年报：目前打破户籍壁垒通过买房会有一些松动，像天津市某些区县，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拿到蓝印户口，子女高考升学享受直辖市的待遇，您怎么看待天津市的这种户籍放开政策？
张千帆：这种放开也是暂时的，全国很多省区市，像陕西、海南、新疆等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地方需要资金、技术、人才，就靠优惠政策吸引人。但等以后相对饱和，政策还会紧缩，不可能持续下去。
中国青年报：这种行为合法吗？
张千帆：这种做法没有被明令禁止，而且也很难界定合法与否。一个城市在开放初期会采取放开政策，以吸引人才。但一段时间后，地区的既得利益形成，就会重新回到老路上来。最近出台的一些地方政策，就是在往加剧歧视的方向走。比如,报考一些城市政府公务员都要求有当地户口，这是进行收缩的排外政策。随着就业压力加大，排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高考移民是现有格局下很自然的现象，因为高校在录取的时候，对不同地区的考生设立了悬殊的录取标准，怎么可能不产生高考移民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机会、追求幸福、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不能怪高考移民，只能怪不公平的招生体制。既然政策本身存在空子，就肯定会有很多人钻空子。
中国青年报：其实很多随迁子女并不是想要户籍，他们只是想获得高考权利，但现在却陷入一个没有户籍就没有高考权利的怪圈。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怪圈？
张千帆：户籍改革是很难的，这么多年都说要改，形式上可能是改了，但户籍捆绑的实际利益没有根本改变。而且，户籍放开后确实会产生许多实际问题，加剧城市的交通拥挤、资源紧张，甚至推高房价。但是，能不能在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呢？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只要在全国实行统一录取标准，高考移民问题马上解决到哪里考试都是一样的录取机会，还“移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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