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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说明了尽管艺术本体论的转向有其自身内在的一个理路，但毫无疑问，其还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的现实和历史中。如阿瑟·丹托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街头文化和博物馆文化融会的时期：“流行文化向(普通人)传达的理念是普通生活中平凡的，随处可见的，大批量生产的东西不应被看轻……不难理解近年来会出现一种新的博物馆……不可避免的，新型博物馆会将艺术消费和食物消费、礼品店购物等同起来。”与流行时尚、街头文化密切相关的波普艺术、身体艺术等观念艺术——即反艺术的艺术——的兴起与博物馆形态的转向是同步展开的。因此，这样一种艺术形态的生成也影响乃至决定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转向。反过来说，博物馆的转向也影响着艺术风格的变迁，譬如成立于1929年的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作为现代艺术的推手直接影响了艺术史的发生。由此可见，艺术与博物馆本身在这里就是一体的。
问题是，公共艺术的兴起本身对博物馆造成了挑战。公共艺术独特的展示和与公众的对话方式自然地具有了后博物馆教育的功能。当然，这也意味着，其依然在后博物馆教育的范畴内。
三 身份的自觉与区隔：后博物馆教育与文化政治
从博物馆到后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的清理和分析。事实上，我们今天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恰恰是空间向度上的后博物馆及其教育与文化政治问题。相对博物馆自身的形态演变，当代后博物馆本身要复杂得多。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博物馆的基本形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和运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更趋向于一个(精英)历史、一个(中心)文化的展示的话，那么，后博物馆则显得异常多元，其不仅消解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界，且在承认了少数族裔、边缘文化进入博物馆或建立自己博物馆的权利。如果说许多早期(传统)博物馆是为每一个人的，那么后博物馆似乎只为某一部分人。如国立女性博物馆或非美艺术博物馆、犹太博物馆、拉美艺术博物馆等，统称“部落”博物馆。几乎每个群体都有服务于自己的艺术博物馆。丹托在其论文“博物馆与饥渴的大众”中将其称为博物馆的“巴尔干化”现象。少数族裔争辩说，新的博物馆是需要的，因为“他们的”艺术家趣味和价值观没有在主流博物馆里得到表现，而休谟所谓的“有教养的人”的“趣味标准”只反映了狭隘的精英文化准则。在这里，博物馆不仅仅是反映文化身份，且还以此塑造文化身份。一个展品从一个社会制度下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意义是不同的。而其历史、认同及身份就是这样被自我区隔和不断被重构的。事实证明，博物馆就是如此深刻地在所有维度，从族裔群体到个体，激活各种身份和效忠。它们对于现代主义身份是如此不可或缺，无论是否联系到种族、阶级、性别或性别政治，今天已自然地假定，任何想象得到的身份都必须有其相应的和合适的(假定独一无二的)物化“审美”。
按照维埃尔的界定，后博物馆时代的博物馆更加强调的是其文化角色、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其更加看重的是博物馆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对话。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其基本形态及教育方式的区分。基于此，笔者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后博物馆，包括少数族裔博物馆、性别博物馆等;第二类是生成于第三世界(原殖民地)部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博物馆;第三类是介于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非殖民地域比如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如上文所言，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后博物馆，本身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有着内在的关联。这样一种情境决定了后博物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权力、历史、荣誉及审美的展示空间，而是一个民主的“文化场域”，在这里“它让各种形态以记忆的方式来呈现社会的变化和运动，它通过展示和凸显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有形和无形的标准而为未来导航”。作为排斥等级权威的乌托邦式的展览机构，后博物馆旨在构建以观众的选择、互动和乐趣为优先的灵活多变的社会空间。进而通过历史、审美或教育之旅创造自我与他者相遇的机会，让人们敏锐和开放性地重启意义。在这里，主体是弥散的，因此，教育与受教育都是自主自觉的。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一种主体弥散的反教育的教育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支配，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隐匿在大众的消费、狂欢及自我的迷失中。而且，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这一后博物馆教育模式业也成为一种典范，一方面在瓦解第三世界及其它国家博物馆教育之权力性支配模式，另一方面自身作为一种权力又潜在地形成了对他者的隐性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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