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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教育还具有教导人怎么做一个有品味、有教养的人的可能的话，那么后博物馆教育则意在为人们提供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不过也不能否认这样的观看和认知本身就带有批判性眼光的可能。问题是，不论如何教人如何有品味、有教养，还是如何开启人重新历史和现实的视野，都在博物馆(包括后博物馆)这一现代性事件的范畴内。而一旦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其自然地被赋予了诸多现代性症候。因此，今日之问题不是博物馆与后博物馆之争问题，而是如何重启古今之争(古代与现代之争)，即如何重新反思和批判博物馆(包括后博物馆)及其教育本身的问题。需要赘明的是，反思与批判并非是否弃博物馆本身，而是通过反省和检讨如何展开其新的视野。这与其说是对博物馆教育的讨论，毋宁说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易言之，正是在对博物馆本身展开反思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须先对后博物馆及其反教育的教育展开反思。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认肯以其作为窗口重新开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视野及其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视野的开启不仅失却了原本博物馆教育的品质，而且还依然处在现代性框架之内，并未形成对现代性本身有效的反思。这事实上也意味着，即便是传统博物馆教育本身，也依然处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吊诡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通过反思和批判后博物馆现象，使得我们对现代性本身有所自觉。
反思现代性并非是为了否弃和拒绝现代性，相反，恰恰是为了重构现代性。列奥·施特劳斯重启古今之争也并非真是为了回到过去，尼采、海德格尔的沉思与实践已经证明，是回不到过去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回不过去，反而更应该去回。回的意义不是为了重返过去，相反，而是为了反省今天。这也意味着，解决身份区隔及其空间之争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是不再沉迷于这一既有的现实层面上，而是要重新回到其历史演变这一时间维度上。作为古今之争的开启者施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尤其尖锐攻击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大谈非西方文化的时髦即所谓“杂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认为这种“文化民主化”时髦其实根本就没有向非西方文化学习之心，而只是把美国流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或同性恋研究这类“政治正确的学术”输出到非西方国家，恰恰是一种“恩赐”心态，是一种“伪装的新帝国主义”和文化上的“美国和平队心态”。可见，布鲁姆所贬抑和攻击的对象中已经包括了我们所谓的博物馆教育和后博物馆教育。特别是后者，本身就是“政治正确”的产物。
当然，这样一个背景并不是意味着教育或博物馆教育本身不重要，相反，它恰恰很重要。而古今之争命题及其实践的落脚点也恰恰在教育。如果说博物馆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的话，那么博物馆教育事实上就是现代教育。因此，反思现代教育不是否弃教育，而是重构教育，重构现代教育，从而赋予现代教育以应然品质和价值基础。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卢梭《爱弥尔》，中心问题都是教育。柏拉图说：“教育在其最高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教育即政治哲学。而卢梭对柏拉图的抵抗也已证明教育无疑是控制生活方式的惟一有效而正当的途径。易言之，今日以柏拉图对抗卢梭，并非是重返柏拉图时代，而是反省和重建卢梭时代。同样，以前博物馆教育对抗博物馆教育(包括后博物馆教育)，并不是否弃博物馆而重返前博物馆教育时代，而是为了检讨和再造博物馆和后博物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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