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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尘世的忠诚：尼采与当代艺术的未来可能
尼采的“未来哲学”孕育了“未来宗教”：如果说“权力意志”作为“未来哲学”构成了“隐微”教诲，那么“永恒轮回”作为“未来宗教”则相应地成为他的“显白”教诲，前者是对自然的肯定，后者则是对尘世的忠诚。在他看来，正是“永恒轮回”，体现了未来哲学家的“爱人”理想；正是“权力意志”体现了“对生命基本意志”的肯定和热爱。无独有偶。海德格尔亦认为，尼采归根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权力意志”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存在及存在者，而“永恒轮回”则告诉我们如何存在。与之相对，尼采所谓的“鹰”即“骄傲”乃存在及存在者，“蛇”即“智慧”乃如何存在。虽然尼采所谓的“超人”追求强力和权力，但其根本不在权力，而在于“忠实于大地”——在此意义上“超人”就不是“超拔者”，而倒是“降落者”。如果说柏拉图主义、特别是启蒙主义意在将自然“人化”的话，那么尼采则意在将人“自然化”。这是尼采的微言大义，也是尼采思想对今日之当代艺术的启迪所在。
当然，尼采也不乏值得我们警惕的思想。比如在《敌基督者》中，他明确指出，所谓的宗教是一种“民族性的宗教”，是基于对一种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宗教。正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视域”中，人类方能像荷马神话和前苏格拉底悲剧世界的英雄一样，无限地热爱甚至感激“自然和生命”，这正是尼采所捍卫的真正的“高贵的谎言”。窃以为，建立在虚无主义之上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主义无疑是尼采思想中所蕴含的危险所在。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作为“未来哲学”，当代艺术及其主体才能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只有基于“权力意志”及其对生命的肯定，才能实现“永恒轮回”这一价值向度上的对尘世的忠诚。事实是，这非但没有导致后现代所谓的虚无主义，反而有效地克服了虚无主义的可能，且使得新的自我认同成为可能。退一步讲，即便是尼采承认了其自身的虚无主义，也是高贵的谎言或虚无主义——“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而不是低贱的谎言或虚无主义——颓废的“虚无主义宗教”。可见，虽然尼采想竭力克服虚无主义这种“病”，但是克服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染上了这种“病”。所以，回到古代，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是不可能的。其之后的海德格尔亦然。惟一的可能就是如何将这种低贱的“病”变得高贵，这本身或许也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惟一可能。因此，如果说“权力意志”是一种政治性认同的话，那么“永恒轮回”则是其伦理性认同之体现。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表现得“最为柏拉图化（platonize）”。他杀死了上帝和真理，但是他绝对认肯宗教性和真理性。
由此检视今日之当代艺术，显然普遍被抽空了的正是基于“未来哲学”这一价值向度上的对自然、生命的肯定和对理智、尘世的忠诚。易言之，对于理智和尘世的忠诚或许是左翼尼采与右翼尼采二者所共享的一个价值前提，也是未来当代艺术的一种新的可能的出口。
需要赘述的是，就这样一个题目而言，本文其实更像是一个导论或提纲，因为自80年代至今，尼采对于中国当艺术的影响显然不是左右两翼这么简单的概括所能涵尽的。比如就本文所选取的对象及其材料而言，也难免挂一漏万，除了舒群、毛旭辉，除了汪民安、管郁达，除了蔡国强之外，还有很多受其影响者，甚至影响程度超过他们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且，就影响本身而言，也是迥然有异，有些可能偏左，有些可能偏右，有些可能深入，有些可能浮表，还有一些可能具有多重性，如在邱志杰的身上，你会发现不同面向的尼采。……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或许仅只作为重新开启这一问题的楔子而已。当然，这样的讨论绝非是重构尼采乃至哲学在艺术中的主体身份或支配地位，毋宁说是探掘哲学与艺术二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也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对话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不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艺术，都不是绝对抽象的逻辑，也不是纯粹空洞的言辞，而是一种蕴藉着情感、文化、伦理及政治的生命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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