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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书法审美形式的演变及其规律
纵观书法史可以发现，书学的时代风气，敛纵、质妍的审美元素，是不断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围绕一条主线，呈螺旋式运动发展。这条主线就是以儒为主、儒道释杂糅的中国传统伦理哲学。所谓循环往复，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取之于古，而不同于古。如清之篆隶不同秦汉，宋之行草有异于晋唐。其实是有其哲学伦理渊源的。
晋代之后,学二王的,都与二王不同,各具自家面目。就质妍纵敛而论，篆隶楷为质敛，行草为纵妍。虽一体之中亦有区分，概而言之，庶几如此。又有古质而今妍之说，而只有右军书法兼具质妍敛纵之美，不偏不倚，“正如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直冲和之谓也。”⑤纵观书法史,秦汉多质朴之风,而魏晋趋于妍媚,秦汉而魏晋,由敛趋纵,经六朝而隋唐,乃为一振。唐又由纵趋敛。宋元明三朝以纵、妍为主，虽有赵董之复古振兴，难改主流趋弱之风尚。至清朝乃复敛之，于篆隶崛起。正如俗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秦汉至明清，经历了敛纵质妍的往复变化，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的规律。清王澍云：“唐以前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岂惟书法淳漓不同，亦世运升降所由分也。”人皆知魏晋风流为书法之极则，诚然不谬，然而唐朝楷书自有其成熟精美之妙也。启功先生曾有诗云：“真书汉末已胚胎，钟繇婴儿未及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⑥强调了盛唐楷书的历史地位。赵吴兴以倡导复古而为南宋颓靡的书风改弦易辙，其高明处在于以晋唐法度，矫宋靡弱之弊，学赵者徒肖其形，而不知于晋唐法中求之，终是未得也。乃至柔媚不古益甚。有人批评赵书“软弱无骨”，其实是有失公允的。赵的书法直承二王，成就是蛮高的，可以说当在诸宋贤之上，只是用笔变化较少，多了一点雍容华贵之气。软弱浮华之病，学赵者自病耳，不能都记在赵的账上。至董香光以秀淡之气出之，以正学赵之流弊。而后学者则专师董之面目，是以日下，愈秀愈俗。所以学书贵在领会其良苦用心，学其所以学，李北海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具体而言，宗法二王可也。学赵、董得其流美妍媚者易，得其爽健松淡者难，何况二王。由此可知，学右军之妍媚易，雄浑难。此正如人之处世，入世者多，出世者少，能达权通变，宠辱不惊者理少。孙过庭说右军“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后之学者，欲达此柔闲萧散、神气高华、古雅纯质之境界，何其难哉。表现书法形式美的方圆、长短、肥瘦、刚柔、阴阳、向背、转折、奇正、敛纵、质妍、浓淡、润燥、徐疾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如何调和均衡，一个原则就是“中和”。所谓“规矩从心，中和为的”，即是指此。
四、书法审美元素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然而万物不可达到极端，过分地强调中规入矩，不偏不倚，也能堕入俗道。其实，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并不是绝对的折中和平均，而是一种动态、相对的平衡状态。不了解真正的中庸之美、中和之美，而片面地追求二王法度，就会得其形而遗其神，舍其本而逐其末。如清代之馆阁体，把字写死，毫无生气，使得清代学书者，再难措手帖学，反求于碑刻和篆隶。可见，学习二王不能徒肖其形，重要是学其用笔结体、表情达意上的中和之美，学其气韵。如近现之白蕉先生，一生沉浸二王，而观其书，形体与王皆不相似，气韵却极具晋人风流儒雅之致，此善学者也。据载，白蕉晚年作品一律不落名款，自号“不出不入翁”，自述“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自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未敢以此席让人。”其自负若此。正如王羲之自谓“余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的自信。据说白蕉先生有一次参加宴会，只著长衫，光脚穿皮鞋，而不穿袜子，其放荡不羁，脱略形迹，大有右军坦腹东床的意味。观其56岁所书《兰题杂存》，气息醇正，格调高雅，恍若晋人再世。难怪沙孟海先生跋其后称：“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所以说，白蕉先生气质高华，为人清峻不俗，故其书能得二王之神韵，由此更悟一理，学书不徒学其形，更要学其神，总之要学其人。人品不高，书焉能妙？这就涉及到一个书品与人品的问题。古云：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自古有言，书如其人。刘熙载《艺概》：“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总之如其人而已。”这里所说的人品，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品质道德，还包括人的修养、学识、品位、格调、风骨、气魄等等，还包括情感因素在内。苏东坡云：“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又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终不能妙。”正是文以人传，书以品贵，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人，无一不是人品超迈，书绝千古。对于赵吴兴、王铎的身事二主、历来争议颇多，多是因为对其行为本身的看法就有所争议。从古代的观点看，二人是不符合“忠”的规范的，这里不想就此多做议论，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二人的书法价值还要更加被人推重些。但是终究赵王二人不是蔡京、秦桧，否则真的便无人问津了。这个例子说明，书品真的与人品是有相当紧密的关系的。虽然启功先生对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唬人的，但是那只是对于“笔谏”含义的理解不同。清代王澍云：“圆润和明，仁也；中规合矩，礼也；布分整饬，义也；变动不居，智也；准律有恒，信也。五德俱备，举而措之，无施不当矣。不止于一身一家之治矣。由此而悟书法，行楷草章，直如驰骤康庄耳。”⑦王澍所说的五德，以人品喻书品，虽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为我们启迪了一个视角，即将书法审美元素和人的修养要求，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文化关联起来。
我们看到，这种关联是无处不在的。正如毛笔，管为刚，毫为柔，执刚用柔，刚柔相济，恰恰符合 “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的儒家学说。用毛笔、汉字、易经、中国的国学文化，都是以简驭繁，高度概括的抽象思维文化。如二王虽然并称，但是王羲之的地位要高于王献之很多，对比二人的书法我们不难发现。王献之更加抒情、张扬、锋芒毕露，称为“外拓”的笔法。而其父则平和内敛，安静温雅，“体现了魏晋风度，又不流于疏狂，正合儒家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⑧再如书法之落款，一般都小于正文，体现了宗法文化中尊卑主从的谦致思想。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时代标准的书体中，凡是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的朝代，盛行的书体，则是倾向于静敛的篆隶。如秦伐灭六国，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代有文字狱，都对书风流变、字体沿革造成了影响；反之，凡是释、道教盛行的朝代，一般都以行草为主导书体，如晋尚玄谈，道教盛行，宋尚禅宗，佛教渗透，书家受之影响，在书法创作上有所体现。王羲之与道士许迈交游甚密，游山泛海，采药服食；苏东坡、黄庭坚参禅悟道，强调顿悟，抒情尚意，追求自然。一时风气所尚，启迪影响了书法。这说明中国的伦理文化，附属于经济和政治，建构于亘古长存的宗法和意识形态观念之上，而又落实到人格精神的构造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书法家的精神所寄，在于脱却尘俗，归于自然，而这正是书法所需要的极高境界。书最忌俗，人所共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释、道的影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需要说明的是，儒、释、道三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于书法的影响不是等量齐观的，释、道的影响虽然很深，但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千百年来，其对于人们思想、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之深之广，是无法动摇的。因此，儒家文化对书法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一点无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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